公元年夏天,隋炀帝在军事顾问宇文述的力劝下,乘坐新装修过的豪华龙舟沿运河南下江都。炀帝当然不知道这次南巡将永不复返,再也无缘回到京城。杨玄感叛乱不仅造成统治集团上层矛盾公开化、表面化,而且造成全国地方土豪和农民起兵不断。由逃亡贵族子弟李密领导的河南地区反隋武装,夺取了洛口、黎阳、回洛三个粮仓扩充吸引了几十万饥民,屡败隋军,成为天下声势最盛的各路盟主。各地造反者纷纷称王称帝,建立割据一方的政权,大隋帝国实际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江都,这个惠风和畅、令人醉生梦死的宝城,这个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既是炀帝事业发展的起点,又是他身败名裂的终点。

史书记载炀帝在江都最后日子里,整天沉湎于荒淫无耻的酒色之中,似乎要补偿追回一生辛劳而没有享受的生活。江都总管王世充选择多名江淮美女,每天陪伴他轮流作乐,据说他和萧后以及千余名嫔妃都喝得沉醉不醒,睡眼矇胧地用吴语对着萧后自言自语“外间大有人图侬(我),然依不失为长城公(即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说完,他又对镜自照喃喃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吃惊地问其原因,他笑着评论“贵贱苦乐,更选循环”,不必悲伤,大有看破红尘的超脱潇洒。我们不知道这段史料记载的真实性是否可靠,但却使人有机会揣测炀帝的思想苦闷,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位由励精图治、开拓四方到习于耽乐、偏安一隅的帝王的历程。

实际上,炀帝绝不会完全用酒色淫乐来打发他最后的时光,他对自己无力控制中原局势垂泪痛悔,不甘软瘫又修筑丹阳宫(南京城)还想南渡长江对抗。可是跟随他的禁卫部队多是关中旧人,一向不愿久留南方,纷纷逃归家乡。炀帝又听从臣僚建议,下令江都寡妇和未婚女子强配北方将士试图以女人来缓解或安定人心。但此举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公元年3月10日,隋炀帝最信赖的心腹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利用自己禁军大将的身份煽动卫士怨愤情绪,发起了一场宫廷兵变,用丝带将50岁的炀帝缢死。据说炀帝临死前悔恨:“我实负百姓!”(如果他真的说过这句话,愈发反证这位可怜皇帝当时复杂的思绪,起码他多少念及天下苍生,因此绝不是一个彻底的昏君、暴君所能说出的话）。

隋王朝从生到死的循环结束了，拨开那些苛刻歪曲的道义评价和戏剧传说的重重迷雾,我们不能不承认隋炀帝绝不是中国帝王中最坏的一个“末代昏君”。他巩固开拓了父皇创建的伟业,他奔波一生希望历史会肯定他的雄心与才干,他实施改革,想重现治国理邦的盛世,他当政14年中10次巡视塞外边陲、江南重镇,他看不上南朝皇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的无所事事作风,他远交近攻不囿守成去通使联络四方国家,如果不抱偏见地看,他确实曾有一系列有益于国家民族发展的作为,与他前后那批杰出人物相比—宇文泰、宇文琶、杨坚或李渊、李世民,都能看出他是在革新道路上敢作敢为走得最远的一个。

人们在啧喷称颂其后唐朝的伟大时,不能不看到他在许多方面所开先河的深远影响，他所致命的伤痕是急功近利,使得一些本无可厚非的事业付出了过重的代价。他自得情绪后的好大喜功、独断专行的作风,又使一些阿谀奉承之辈得势政坛。他不懂“载舟”“覆舟”玩弄政治权术的手腕,得罪了不该得罪的权贵子弟而走向分裂。他无视“愚钝”的饥民会被有野心的人物利用,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震荡。

日后的历史毫不留情地为他画了不堪入目的大花脸这究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还是他个人命运的不幸,只好留给后人去随意评说了。过浓的道德意识竟已使真实的历史最终变色。不论是愤恨切齿还是无限惆怅,人们都应诘问历史他身后的评价客观公平吗?历史仅仅只以成败论英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