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不甘掩埋，它定然是为着某一种使命等在那里，一等千年。千年的掩埋是悲壮的。因此，一朝重见天日，举世震惊，哗然天下。

商丘黄河故道，是黄河给予这块厚土的一段“美丽遗落”。如同母亲给予儿女的馈赠，自己转头北徙的仿佛只是滔滔江水，能够留下尽所能留下的，是无尽的文化财富和精神滋养，这才叫“用心良苦”，才叫用之不竭。

一如黄河故道商丘段的美丽遗落一样，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也是隋唐大运河给予商丘的厚重馈赠。它在今天横空出世，似乎早已选定了这样的时机，在文化复兴的大好时代，在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策护航的发展航道上，它在以一种不难破译的文化密码，为我们还原“日日舟船往来，夜夜灯火不夜天”的繁华样子，为世人展示曾经的商丘作为“四省通衢”，作为繁华大都市“云集天下商贾”的骄人姿态。

当年李白、杜甫、高适结伴游梁园，杜甫慨然留下《遣怀》诗，是为最生动的写照和再现：“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伴天下，主客多欢娱。”诗中“宋中”就是今商丘，一城“九万家”，城中“高栋”林立，一水穿城而来，日日舟车往来，云集天下，你买我卖，宾主尽欢。

历史一次次表明，上天眷顾商丘，让这样的一座城成为一座文化的城：眼见的是文化，耳听的是文化，手触的是文化，脚踏的是文化，时时处处在文化的拥抱和滋养中。

但如此的眷顾，倒更像似一场场的考验，一道道严峻的时代考题。考验着“商丘智慧”，考验着商丘把握文化机遇的能力。

隋唐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隋炀帝下江南路经商丘，这在商丘是不用求证的史实了。传说这位荒淫的皇帝一天心血来潮，要名年轻女子裸体倒拉旱船，后将旱船连同拉纤女子一并焚烧。这倒可以拿来质疑。

在口碑上，隋炀帝实在不是位受人待见的皇帝。荒淫无度，横征暴敛，劳民伤财，民怨载道……似乎全天下用来贬损皇帝的污词烂语，统统拿来安在他身上都不为过。然而历史的评价是：隋炀帝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开创科举，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等。对于国政有恢弘的抱负，并且戮力付诸实现”。

历史公正？还是人民公正？自然各有角度而已。但作为“后人乃至后人”的我们，从历史角度辩正地看待，才不失理智，不失公允。

隋炀帝的大运河，的确在当时民力财力极度匮乏的年代，不仅是大兴土木，更是强奸民意。不过在今天看来，却不能不称其为“奇迹”。因为它至今不朽。

与万里长城一样，隋唐大运河同样称得上“世界奇迹”，当属于中国劳动人民的一项“伟大创造”。它沟通了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融会贯通和大一统。

公元年至年，隋炀帝为了便于把江南的粮食和财富运到都城洛阳，以及用兵高句丽的需要，下令大规模征发民工，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的基础上，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共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成“之”字形，全长约公里，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耗用余万民工，费时6年。

隋唐大运河沟通了中国南北五大水系，沿河诞生了几十座繁华都市，造就了扬州（含杭州）、西安（含洛阳、开封）、北京（含天津）三大世界城市群，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北方和南方，也把北方游牧文化、南方水乡文化带到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大融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及中外国际间的大交流。

有后人借历史断定，是隋炀帝大运河的开通，迎来了唐代的贞观盛世，隋朝虽短，可是成就了唐朝作为当时一大“世界帝国”的长治和极盛。

现在看来，这样的断定，并非无稽之谈。

随唐大运河商丘段的昨天与今天

与隋唐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一样，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昨天、今天又是怎样的一番样子呢？今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刘昭允曾经有文章详加论述和揭秘。

商丘市文物部门曾在永城侯岭附近的运河故道内发掘出土唐代木船一艘，在商丘古城南关和永城新城南侧运河故道内试掘获得一批考古资料和文物。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实地勘察，隋唐运河商丘段呈西北—东南流向，沿途经过睢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7个县（市、区），以虞城县芒种桥为界可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在地面已看不到任何迹象，高出地表的河堤已完全摊平，河床也已被黄水泛滥的淤积层所覆盖。东段受黄河决口的影响相对较小，新中国成立后在其上修建了商丘至永城（南线）和永城至宿州公路。挖土修建路基时对部分河堤和河床造成了破坏。尽管如此，相比其他地区，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昨天和今天，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昨天和今天。

隋唐大运河共分4段，最为重要的一段通济渠，贯穿商丘全境，原在古睢水、蕲水的基础上开凿而成的。北宋苏轼在《书传》中说：“自唐以前，汴泗会于彭城（今徐州）之北，然后东南之淮。近岁汴水直达于淮，不复入泗矣，大业元年（公元）开沟为通济渠，首受黄河至泗州入淮，自隋始也。”唐人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卷五：“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汴渠），名通济渠……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家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

隋代以前，沟通黄、淮二水的汴渠，是自开封向东循反水、获水（故道均在今商丘之北）至今江苏徐州转入泗水、淮水，河道弯曲，且险阻较多，不易航行。隋开通济渠，从开封以东与古汴河分道东南行，循睢水、蕲水故道直接入淮。其目的是截弯取直，缩短距离，使航运更加快捷顺畅。同时河道从当时的商丘南侧通过，把这座战略重镇和京师及东南大都市扬州通过水路联结起来。

唐代初期，通济渠更名为广济渠。唐代中期以后，又改称汴渠，又名莨荡渠。隋唐至宋时的通济渠十分壮观。《大业杂记》记载：“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两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隋堤柳》诗中对通济渠也有生动的描写：“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到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宋代时商丘境内的通济渠仍然水丰河宽。宋代文人韩驹曾在《泊宁陵》诗中写道：“汴水日驰三百里，扁舟东下更开帆。”

隋唐至宋，通济渠仍是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时，其经济重心已南移江南，但政治中心仍在黄河之滨，这一新的政治格局，使隋王朝京师之所需和转漕给军，仰赖于南粮北运的状况甚为明显。通济渠开通后，在沿线尤其是京师附近修建了许多官仓，以接受储存从江南漕运而来的粮食，多者千万石，少者也不下百万石，直到隋朝灭亡后，有些仓廪的库藏尚未用尽。唐朝时每年从江淮经通济渠转运两京的粮食有数十至百余万石，最多的时候有二百多万石。到宋朝时运量更大，《宋史》卷九三：“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

通济渠引入的是黄河水，本身挟带着大量泥沙，造成河床淤积严重，渠水变浅，河床逐年抬高，直接影响运河的通航能力。所以隋唐和北宋时期官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其进行疏导清淤。南宋时期，宋金南北对峙，运河为二者分占，战争频繁，加之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临安（今浙江杭州），通济渠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官府疏于对通济渠的治理和清淤，南宋中后期商丘境内部分渠段已淤塞断流。元、明、清定都北京，大运河从苏北改线东移成为南北流向，直穿山东丘陵区，通向华北平原，以达北京，全国漕运干线移出河南。通济渠的作用越来越小，淤塞更加严重。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年）《商丘县志》记载：“（汴河）元至元中淤，嘉靖中曾疏之，今复成平陆矣。”这说明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在明代嘉靖年间曾经小规模地疏浚，但在清代早期再次淤平而完全断流。其中原因除治理不力外，黄河频繁决口也是因素之一。

由于泥沙淤积，隋唐大运河商丘段河床逐年增高，形成地上河，所以即使在完全废弃断流后，仍然能看到高出地表的河床及河堤。其上柳树成荫，“隋堤烟柳”是明清时期商丘、永城的八景之一，当时的文人政客如侯方域、李天馥等均有诗作吟诵。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永城的部分地段还高出地表二米以上。

申遗

申遗！申遗！申遗！这仿佛才是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一等千年的光荣使命。一等千年，似乎只为用一个托举的姿势，再给商丘一个力，让这样一座蓬勃奋发的城，在一个更为远大的高度上，在一方更为广阔的平台上，健步而来，盛大展现。

近年来，商丘古城申遗与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申遗的声音都很强烈，捆绑申遗的呼声同样高涨，申遗疑似步入快车道。

而向谁申遗，怎样申遗，胜算在哪里？谜面清晰若此，谜底，似乎不在成功的那一天，都难完全昭然若揭。

年12月，在商丘召开的全国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调研工作督察工作座谈会上，睢阳区商丘古城、商丘古城南关外大运河码头两处景点，同步入选国家隋唐大运河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象。

自年至今，商丘古城开发和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考古发掘一直在紧锣密鼓，云帆直挂。这是信念，也是信心。但申遗不仅要放眼国内，还要放眼世界各国。因为申遗不只是商丘的事，不只是中国的事，而是世界的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纵观横比，很有必要。知差距方能及时补缺，知优势才能一往无前。

“征途”是用来负重的，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更难说一步登顶。如果方向没错，唯有持之以恒，“修整河山”，以待盛时。

今夕申遗始于何夕

年12月，文化部启动隋唐大运河申请世界历史遗产工作，开始在全国8个省、直辖市对隋唐大运河进行考古发掘。商丘有幸成为参与者和发言人。

年7月，为配合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商丘成立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考古勘探调查指挥部，拨付了专项经费，组织6个调查勘探队开展了考古勘探调查，特邀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技术人员参与调查，借助遥感、航拍等现代科技手段为考古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同年12月14日，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匡迪为团长的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考察团来商，就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保护和申遗工作进行考察，徐匡迪等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对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保护以及商丘古城的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年3月，为进一步配合大运河申遗工作，同时勘察商丘市地下文物资源，商丘市文物部门组成了“商丘古城大运河码头考古队”，并开始实地勘察。至12月，最终在古宋乡叶园村附近发现了被掩埋了多年的大运河古码头遗址。据发掘现场初步判定，发掘处为河流与码头的边界部分，该段运河呈西北、东南流向，运河宽约米，水深20米。时任大运河考古调查队领队、今商丘市博物馆馆长王良田断定：“一边是河岸，一边是生活区，判定应为古码头。”另据发掘现场判断，大运河古码头遗址位于运河北岸，码头南北长约52米，东西长约米，算上附近仓库等附属物，码头总面积约在24万平方米。另在南岸还发掘出一个码头，面积16万平方米。

当时在古码头遗址还发掘出了船板、青砖、瓷片等遗物。在挖掘出的众多遗物中，一枚刻有“熙宁元宝”字样的古钱币，有力地印证了考古专家对该码头年代的推测。但在已经挖掘出的遗迹、遗物中也出现了两处让考古人员暂时无法解释的遗物、遗迹，给古码头遗址多少增添了一丝神秘。一是不明船板，一是不明烧土。

今天勘定隋唐大运河商丘码头遗址在商丘市睢阳区商柘公路与国道之间，北岸占地约24.5万平方米，南岸占地约24.8万平方米。在商丘境内长约公里。自西向东流经睢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至今，夏邑县汴河济阳镇段仍保存有宽20—30米、长20多公里的运河水面。隋唐大运河为商丘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当年于商丘古城南2．5公里的商丘码头汴河遗址，发掘出大量隋唐时期钧瓷、汝瓷、哥瓷等多个窑口的瓷器，为科学研究大运河隋唐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年8月，商丘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商丘市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为隋唐大运河商丘段遗产保护提供了科学的法律依据，将有力推动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开展。

有优势方不辱申遗使命

为了配合大运河“申遗”，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管理局联合编制的《汴河遗址商丘古城南关外码头遗址段发掘方案》，早已于年4月10日被国家文物局批准，取得国家考古发掘执照。

如同商丘古城城墙、城湖、城郭保存基本完好一样，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这才是申遗的最大优势。有优势方不辱申遗使命。

考古勘探发现，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下部为隋代和唐代堆积，上部为宋代堆积，宋代以后堆积和遗物基本不见。商丘虞城县以西受黄河泛滥淤积影响较大，运河掩埋较深，保存非常完好。虞城县以东受黄河泛滥淤积影响相对较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夏邑、永城境内运河故道还保存有高出地面2米多的河堤，后来沿运河南堤修建商丘至永城公路和永城至宿州公路，挖土修建路基时对部分河堤和河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总的来说，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

“模样完好”是最难能可贵的优势，另有一种优势不可限量，那就是文化遗存。

近年来，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出土了大量文物，唐宋货船两艘，以及大量的隋唐至宋代的瓷器、陶器、三彩器、铜钱等遗物，尤其是瓷器数量众多，来自十几个不同的窑口。这些发现都为研究运河文化、展示运河文明以及探索唐宋时期的造船技术、瓷器制作技术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而作为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申遗的另一大筹码——商丘古城，两两绑定申遗，不仅可能，而且可行。

虽然商丘古城的历史远远悠久于隋唐运河，但是可以说，是隋唐运河的繁华漕运，使商丘古城迅速蝉蜕为“一城九万家”的商业大都市。它们互相辉映，互为成全。

年11月14日，徐匡迪一行60多人的考察团来到商丘，就隋唐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进行考察。徐匡迪认为，商丘古城的保护价值实际上在平遥之上，平遥是在清朝晋商发达起来后才兴盛起来的城市，而商丘是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到隋唐，到北宋都兴盛的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古城保护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商丘古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多，有很多的可挖之处，这都是商丘古城的优势，因为在平遥看不到这些，只看到票号里的账本，没看到这种文化积淀。

商丘古城的文化积淀和文明厚度，远远超越于中国任何一座古城。

中国多古城，以风景见长的，以历史见长的，以文化见长的，以建筑见长的，以传说见长的，各具特色，各见千秋。但一城之间，占尽风景、历史、文化、建筑、传说等特质的，怕还真不多。商丘古城是一座。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儿最早闪现中华黄河文明之光。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创造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最先拉开了黄河文明发展的序幕。燧人氏发明人工取火技术，开创中华火文明史，肇始地就在商丘。

这儿屹立着中国华商精神的“诚信”丰碑。商丘是王亥故里，王亥是华商始祖，诚信是华商精神的内核，这些已毋庸置疑。今天，“诚信”已成为商丘的一种优良传统，一种商业文明，一种立市根本，不仅滋养本土品牌，而且也将守护落地品牌在这片土地上健康成长。

这儿是天下黄皮肤黑眼睛的寻根之地。目前考证出中华千余姓氏的“根”在商丘。在《百家姓》个姓氏中，有个源于商丘。目前台湾省的“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十大姓氏中，有7个姓氏族根就在商丘。除帝喾后裔外，有据可查的姓氏在商丘的，还有宋、牛、葛、虞、陶、陈、田、桑、甾、犬、火、睢等。

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涵养，让商丘古城文化成为中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和缩影，具有中原文化涵盖的根文化、都城文化、商业文化、思想文化、宗教文化、汉字文化、科教文化、姓氏文化等固有属性。（班琳丽）

（大运河新闻）

来源：网信商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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