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大型古典舞剧《丝路花雨》横空问世。它以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敦煌壁画作为素材，以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给中外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享受，人们忍不住发出“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看几回”的惊叹。

该剧将盛唐作为历史背景。不过，结尾那场有二十七国参加的盛大交易会，素材却是来自唐代之前的隋朝。当时在位的君主为隋炀帝杨广，实际操办此事的人名叫裴矩。

然而，跟《丝》剧赢得广泛赞誉不同，裴矩在历史上是一个存在争议的人物，甚至被斥为奸佞。本文以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为切入点，围绕他的所谓“佞”与“忠”，来做一些介绍和分析。

□历史评价，前高后低

作为跨越两个朝代、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隋书》、《北史》和新、旧《唐书》均为裴矩立传。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在隋《纪》和唐《纪》中也多处记载了他的事迹。在此，将诸史有关裴矩评价的结论性文字辑录如下。

●《隋书》：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也。（卷67《裴矩传》）●《北史》：（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然与时消息，承望风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矣。（卷38《裴矩传》）●《旧唐书》：裴矩方略宽简。（卷63《裴矩传》）●《新唐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妖禽孽狐，当昼则伏自如，得夜乃为之祥。（卷《裴矩传》）●《资治通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卷“臣光曰”）

从以上诸史的评价可以看出，成书于唐太宗时期的《隋书》，对裴矩的评价较高：它尽管在体例上将裴矩跟隋炀帝的“佞臣”虞世基、裴蕴合传，指出其存在“承望风旨，与时消息”的问题，并且对隋炀帝时期出现“关右骚然”的局面负有责任，但对其学术与才干、勤勉与廉洁，也给出了“求诸古人，殆未之有”和“美矣”的评价。这个评价可不低。可以这么说，《隋书》中的裴矩属于一个犯有错误的正面人物。成书于唐高宗时期的《北史》，评价跟《隋书》基本一致，但将褒奖意味很浓的“美矣”二字减省。传递出一个信息，说明早在唐代对裴矩的评价就存在一定的差异。

成书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对裴矩的评价只有“方略宽简”四个字。“方略”，指的是方法与谋略；史家用“宽简”二字来评价人物时，一般都取褒义。《旧唐书》这种笼统抽象的处理，可以理解为对裴矩评价的分歧在扩大。但《旧唐书》将裴矩与隋代旧臣封伦（德彝）、萧瑀、宇文士及合传，仍未将他作为“佞臣”。

变化发生在宋代，对裴矩的评价急转直下。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裴矩在隋朝被打入“奸佞”的行列，到唐朝虽然被“转正”，但完全得益于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化腐朽为神奇”，仍未摆脱反面典型的历史定位。

对同一人物的评价前高后低，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多见。“佞于隋而忠于唐”，如果借用现今的网络语言，司马光给裴矩写下的这句判词堪称“金句”。因为从此以后，裴矩就无法摆脱这种“半明半暗”的历史定位。

□关键的人和关键的事

一个人的一生中，尽管接触的人和经历的事很多，但总会有几个关键的人和几件关键的事，或利或害地对他的人生，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裴矩也不例外。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今山西闻喜县)。他出生不久父亲便去世，由大伯裴让之抚养成人。史载裴让之“有文俊辩，早有声誉”，只因不善结交而仕途不畅。后来尽管做到了中书侍郎，但受人诬陷被北齐文宣帝高洋赐死。裴让之对裴矩这个侄儿抱有很大期望，曾训诫他：“观汝神识，足成才士，欲求官达，当资干世之务。”希望裴矩能做到世事通达，而不要步他的后尘。大伯父的这番叮咛，可以说影响了裴矩的一生。裴让之是第一个对裴矩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年，北齐亡于北周，在王府做幕僚的裴矩丢掉了饭碗。不过他很快就获得了新机遇，被北周定州总管杨坚聘为记室。杨坚后来建立隋朝，裴矩便成了他的“龙潜”故旧。从此以后，裴矩的个人荣辱就跟隋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年（开皇八年），隋朝发动灭陈之战。裴矩先是担任伐陈元帅、晋王杨广的记室，协助元帅长史高颎收集陈朝的图籍，接着奉命巡抚岭南。尚未出发，岭南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叛，就在杨坚认为裴矩无法成行时，他却主动请缨南下，不仅在平叛中表现出超人的胆识，而且联合高凉郡（治所在今广东阳江市西）冼夫人迅速将岭南局势稳定。这次岭南之行，不仅让裴矩加官进爵，而且还赢得了营边能臣的赞誉。

隋朝建立后，面临北方突厥的严重威胁。突厥崛起于北魏末期，北齐和北周时，主要依靠和亲和贡献来维系跟它的关系。隋文帝杨坚一方面对突厥的侵扰实施反击，另一方面推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取得显著成效，突厥很快分裂为东、西二部，东突厥后来内附于隋。在征战和分化突厥的过程中，裴矩都立下了大功。

对裴矩的人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是隋炀帝杨广。杨广将裴矩派往张掖，主持跟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裴矩知道杨广有志于开疆辟土，在跟西域商人打交道时，特别留意了解那里的山川形势，写出《西域图记》三卷呈献给杨广。在这部图文并茂的著述中，他分析了当时西域的形势，认为各国都愿意跟中原王朝往来，只因吐谷浑和西突厥从中阻挠，指出应遣使联合西域各国，将吐谷浑和西突厥的势力清除。

裴矩提出的经营西域的方略，得到了隋炀帝的激赏，他决定让裴矩返回张掖，主持通西域事务。此后数年，相继发生了吐谷浑被铁勒打败、隋炀帝西巡又将其驱离以及西突厥分化内迁等等一连串事件，其中都离不开裴矩的直接参与或者运作，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年（大业五年）六月，西巡的隋炀帝在挫败吐谷浑、得地数千里后抵达张掖。裴矩此前已奔赴敦煌，动员高昌王以及西域二十七国的使者前来欢迎隋朝皇帝，又组织武威、张掖的百姓“盛饰纵观”，将迎驾的场面搞得非常壮观，令杨广十分满意。

次年正月，已升任银青光禄大夫的裴矩，跟随杨广从河西返回东都洛阳。他故伎重演，建议举行鱼龙百戏，向西域各国使臣和商贾炫耀隋朝的富庶。史载，杨广下令在皇城端门外大街，“盛陈百戏，戏场周五千步，执丝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日而罢，所费百万，自是岁以为常。”隋炀帝曾三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史载裴矩是积极的支持者，并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

最后一个对裴矩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唐太宗李世民。他给了这位隋朝遗老一个洗心革面的机会。武德九年（年)十二月，即位不久的唐太宗李世民，出于对官吏贪腐的担忧和痛恨，故意安排身边人拿着财物去“行贿”，结果有位官员收受了一匹绢。当李世民下令将此人处死时，担任民部尚书的裴矩站出来表态反对，他说：“吏受贿固然应当处死，但陛下用计让他纳贿，这是诱人犯罪，有违导德齐礼之义！”听了裴矩的谏言，李世民很高兴，下令将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起来，对大家说：“裴矩能据理力争，不为面从，倘若每件事都可以做到如此，何忧不治呢！”司马光正是有感于这件事，才发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的感叹。

贞观元年（年），裴矩去世，时年八十岁。“赠绛州刺史，谥曰敬。”根据谥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从李唐王朝最后给裴矩所定谥号可以看出，对他的一生基本上还是持肯定的态度。

□裴矩评价涉及的问题

历史上对裴矩的评价，缘何出现前高后低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在评价这位历史人物时，又应当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来作几点粗浅的分析。

唐代的评价比较客观。裴矩的人生轨迹跨越隋、唐，因此唐人的评价很重要。《隋书》、《北史》的编纂者魏征、李延寿，跟裴矩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特别是魏征，他曾三度跟裴矩直接共事（窦建德、李建成和李世民），且在历史上以公平正直著称。他对裴矩的学识才干、廉洁勤政可谓赞不绝口，对其迎合隋炀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北史》是由《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汇合删节而成的，李延寿参与了《隋书》的编撰，他将《隋书》中“美矣”二字减省，显然是经过了斟酌取舍，但对《隋书》的评价他还是持赞同态度的。《隋书》和《北史》对裴矩的评价，做到了功是功、过是过，比较客观公正。

宋代的评价事出有因。宋祁、欧阳修等编撰的《新唐书》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对裴矩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并将其打入“佞臣”的行列。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起落反差，应当跟宋代奉行的边疆政策和他们本人的营边理念有关。历史上北宋王朝面对北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采用了消极被动的求和政策，欧阳修和司马光都是这一政策的支持者。在他们的眼中，毕生以开疆辟土为己任的裴矩，注定是暴君杨广的帮凶，必须予以彻底否定。因此，《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在并没有新的史料作支撑的情况下，对裴矩进行了重新评价，尽管事出有因，但失之偏颇。

对隋炀帝经营西域的举动应当予以客观的评价。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备受诟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征战无度，给当时各民族和民众带来极大的苦难，也导致强大的隋朝短命而亡。这尽管属于历史事实，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北周、北齐分据时,为结好突厥，两国每年都得送去大量的财货。突厥佗钵可汗曾自豪地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唐初，突厥频繁侵入关中，武德七年曾有人劝说唐高祖李渊放弃长安，另建新都。李渊一开始打算接受这个建议，后因秦王李世民反对才作罢。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骑兵十余万进至武功，长安戒严。李世民曾骑着马与颉利隔渭水喊话，后来二人在长安城西的渭水便桥上斩白马盟誓，突厥方才退兵。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突厥在唐初已再度强大起来，对京师长安构成了直接威胁。由此追溯至此前的隋朝，倘若不是杨坚、杨广父子采取主动出击、分化瓦解的举措，那么其北部边疆乃至关中地带的局势，也就不会比前面的北周和北齐、后面的唐朝好到哪里去。隋炀帝经营西域，跟后来兴兵辽东的性质和作用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视为两汉以来经营西域的延续与拓展。因此，作为当时主持西域事务的主要官员，裴矩应该是一位有功之臣。

对裴矩的评价应当顾及古代营边的特殊性。隋朝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耗费巨大。尽管这是古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时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但裴矩为了迎合隋炀帝，确曾大肆铺张、挥霍浪费，将此作为他的一大过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古代营边的特殊性。史载裴矩在经营西域时，并未过分依赖动用武力，而是主张“皇华遣使，弗动兵车”。他屡次通过“炫富”来吸引和感召西域诸国及其商贾，说明这一招在当时是管用的。这种故意铺张的背后，实际上藏掖着他希冀以此收买人心的算计，其花费应该比出动大军征战要少。

对于古代营边的特殊性，东汉名将班超可谓深有体会。汉和帝时，他在返朝之前曾这样提醒继任者任尚：“塞外吏士原本就算不了孝顺子孙，都是犯法遣送过来的。我看你性格严急，俗话说‘水清无大鱼’，你还是应该放宽简一些，要容忍他们的小过失，把握住大原则就可以了。”任尚听后大不以为然，对人说：“我原以为班超经营西域有什么奇策呢，听了他的话，发现他其实也很‘平平’啊！”他接任没几年，不出班超所料，边疆失和，出现了反乱。

《旧唐书》称“裴矩方略宽简”，其含意跟班超所言，当为大同小异。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年七月，隋炀帝来到江都后，因“四方盗贼蜂起”，再也无法返回。期间，裴矩因如实报告各处起兵的情况，曾让隋炀帝大为不满。禁卫军将士在江都一呆就是二年，思乡心切，出现了逃散现象，引发隋炀帝担忧，他向裴矩问计。裴矩回答说：“方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隋炀帝听后大喜，称赞道：“公定多智，此奇计也。”下令由裴矩“为将士等娶妻”。

于是，裴矩把江都境内的寡妇及未嫁女悉数召集起来，让禁军官兵挑选。又要求官兵自首，凡先前有通奸的妇女及尼姑、女冠的，现在可以婚配。这一招果然有效，禁军官兵感念裴矩的恩惠，以致后来宇文化及反叛时，他们在弑杀隋炀帝和处死虞世基、裴蕴等佞臣后，却对裴矩网开一面。从中可以看出，裴矩在长期的营边生涯里，确实积累了应对非常事变的经验。不过，对这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这次裴矩又以“干世之务”，并以牺牲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子的终身大计为代价，换得了隋炀帝和关中禁军官兵的欢心。个人以为，我们今人以这种标准来要求古人，是不大合适的。

对裴矩的评价应当考虑其家庭和学术背景。前面已作介绍，大伯父裴让之是对裴矩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人。后人在评价裴矩时，一般都认为裴让之留给他的“欲求官达，当资干世之务”的警示，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据此推论裴矩在隋朝“承望风旨，与时消息”的种种表现，正是在践行裴让之传授给他的“资干世之务”，具有投机的性质。一些人甚至认为，裴矩入唐后跟李世民的那次廷争，无非是故伎重演——他只是看出这位皇帝欣赏此种风格，才为之一变。裴矩的确接受了大伯父的建议，选择投身边疆事务，以此“干世”。但必须说明，“干世”在古汉语中为一个固定名词，意谓处理世事或求为世用，与“避世”相对，并无投机取巧的含义。

裴矩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还跟他的一位先祖存在关系。此人是西晋大臣裴秀（-）。裴秀不仅官至尚书令、司空，而且还是一位地理学方面的奇才。他不仅在地图的绘制上提出了“制图六体”说，而且还运用自己的这个学说，绘制出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和《地形方丈图》，上报朝廷，被珍藏于密府。《西域图记》有图有文，裴矩能够掌握运用地图绘制方法，应该跟裴秀学问的家传有关。

诸史及不少后世学者都认定裴矩著《西域图记》，是为了取悦隋炀帝，却极少有人将他的著述跟裴秀的地理学说关联起来。《西域图记》虽已亡佚，但《隋书》和《北史》在《裴矩传》内均保留了它的序言，成为后世了解西域的珍贵史料。例如，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对当时通西域三条路线的完整记述，这也是目前所见的有关丝绸之路通道的最早记载。如此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长期以来却被斥为“马屁之作”，这很难说就是公正的。

遵循大伯父的教诲，受到家传地理学的熏陶，裴矩对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跟为朝廷开拓疆域结合起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裴矩在唐朝的嬗变更应是他的自觉选择。诚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臣民必须跟着君主的节拍“起舞”；具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君主，对大臣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臣民们就是没有一点思辨能力的“玩偶”。裴矩入唐干得最出彩的一件事，就是劝谏唐太宗李世民不要搞“钓鱼肃贪”，但后世史家却认为这只是李世民言教身教的结果。对裴矩的评价虽有争议，但有一点却没有异议，那就是他的廉洁。史书有这样的记载：“于时皇纲不振，人皆变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贿闻。唯（裴）矩守常，无赃秽之响，以是为世所称。”裴矩向李世民进谏时，已是年近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了，再“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于他的仕途已无甚意义。个人认为，这位八旬老人在进入暮年时，对自己的人生得失进行一番回顾总结，是完全有可能的。加之他在廉洁方面并无亏欠，主动善意地向李世民进言，也不必进行投机的算计。

总而言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炼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的警句，意在向当时及后世的君主发出警示：他们的严格自律和以身作则，对于朝纲和政风的整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用这句话来囊括裴矩的人生轨迹，那就显得有失偏颇。而且，对于裴矩这样毕生致力于开拓古代国家疆域的历史人物，我们今天也需要从古今国家的继承关系来进行分析与评判，而不宜照搬前代史家的应时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