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氏璧的最早记载，见于《韩非子》、《新序》等书，并且情节大致相向。

说是在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琢玉能手，在荆山（今南漳县巡检山区，现有玉印岩，传为卞和得玉处）里得到一块璞玉。卞和捧着璞玉去见楚厉王，厉王命玉工查看，玉工说这只不过是一块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砍下卞和的左脚。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再次捧着璞玉去见武王，武王又命玉工查看，玉工仍然说只是一块石头，卞和因此又失去了右脚。武王死，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了，接着流出来的是血。文王得知后派人询问为何，卞和说：我并不是哭我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哭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于是，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见真是稀世之玉，命名为和氏璧。

后来，和氏璧还是被秦国拥有，至于何时、如何被秦国拥有，史无记载。秦王政十年（公元前年），李斯在上《谏逐客书》中提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随、和之宝”，即指“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璧”两件当时著名的宝物。很有可能，赵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畏惧秦国的强大，将和氏璧送给了秦国。

简称“传国玺”，是秦代丞相李斯奉始皇帝之命，将和氏璧镌刻成一玉玺，简称“传国玺”，为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证凭。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物。秦之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

秦子婴元年（公元前年）冬，沛公刘邦军灞上，秦王子婴素衣白马，系颈以组，在咸阳东面十三里的积道亭投降，献上始皇玺，刘邦遂以此宝随身佩戴，并“代代相受”，号曰“汉传国玺”。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小皇帝刘婴仅两岁，玺由王莽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王莽篡位，派其北阳侯王舜进宫索玺，太后见舜怒斥：“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乘便利时，夺取国玺，不复顾恩义，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汉书·元后传》）随即将玺“投之地”传国玺被摔缺一角，经黄金镶补，但终难天衣无缝，天下至宝，从此留下瑕痕。后王莽败，带玺绶避火于渐台，商人杜吴杀死王莽，取其绶而不知取其玺。公宾就见绶，问明绶的主人所在，就前去割了王莽首级并取得传国玺，交与王宪。王宪自乘天子车辇，有称帝意。李松入长安，斩王宪，把玺送到宛，献给更始。赤眉杀更始，玺归刘盆子。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盆子败于宜阳，奉传国玺降光武帝刘秀。

东汉末，宦官张让、段珪作乱，汉少帝夜出北宫，与掌玺者走散。让、珪既诛，少帝回宫，六玺俱在，而独失传国玺。不久，“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从城南甄宫井中捞出一宫女的尸体，在项下锦襄中金锁关闭的朱红小匣内取出玉玺。玉玺方圆四寸，上携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补，下有篆文：“受命于天，并既寿永昌。”此文传为李斯所书。孙坚获传国玺，心生异念，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谁知传国玺并未给孙坚带来好运，不久他就在岘山阵亡。袁术乘孙坚之妻归乡之机，派兵于半路截得玉玺，称帝。袁术死后，其妻扶棺奔庐江，又被荆州刺史徐璆把传国玺抢去献给了曹操。

晋统一三国，玺归司马炎。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年），王弥攻入洛阳，俘晋怀帝并得传国玺。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刘聪，还不懂得传国玺的意义，他把晋怀帝和传国玺都迁到平阳“保管”起来。刘聪死后，大将军靳准作乱，要把玺交给胡嵩，说：“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资治通鉴》卷90《晋纪十二》）胡嵩宁被靳准杀死，也未敢接受。不久靳准被杀，其北靳明遣卜泰献玺于刘曜。

公元年，石勒攻杀刘曜，得传国玺，在玺的一边刻上了“天命石氏”的四字题辞。后赵传至，内乱，冉闵杀石鉴，夺玺，传子冉智。

公元年，慕容俊克冉魏邺城，宣称闵妻已献传国玺，封其为“奉玺君”，改年号为“元玺”，建大燕国（即前燕）。而慕容俊只是导演了一场骗局，妄想以所谓“天命”来维持其统治而已。

其实当时晋濮阳太守戴施以出兵救援为名，从冉魏大将军蒋干手中赚得玉玺，遣都护何融怀玺至枋头，交给晋安西将军谢尚，谢尚又送至建康（南京），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年），至此，传国玺历四十二年而复归于晋。从晋元帝东渡以后，历数帝都没有传国玺，以至北人嘲笑说：“司马家是白板天子。”（《太平御览》卷《仪式部三·玺》）及永和得玺，人们这才把东晋视为正统。玺至建康，百僚毕贺。玉玺其重若此。

公元年，晋恭帝禅位于刘裕，玺入宋。后历齐、梁，至梁简文帝时，侯景叛乱，夺传国玺。侯景兵败，部下侯子鉴定其玺，走江东，因怕追兵赶上，将玺投入建康栖霞寺井中，为寺僧永行所得。陈永定二年（公元年），永行北子晋智乃以传国玺献陈武帝。（《五代会要》）

隋文帝灭陈，从陈后主处得传国玺。隋朝末年，隋炀帝携带传国玺南下扬州，在江都被缢弑，玺属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兵败，隋亡。萧后携皇孙政道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贞观四年（公元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皇孙政道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

唐传二百七十余年至昭宗。唐天祐四年（公元年），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后唐废帝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携传国玉玺登玄武楼。石敬瑭陷洛阳，李从珂自焚，于是传国玉玺失踪，又成就千古疑案。

传国玺从发现和氏璧始，传至唐末，计一千六百余年。可是从此不知所踪。

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宋太祖“陈桥兵变”受禅后周，仅获后周两方宝印，未获传国玺。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因此，在宋、元、明、清，均有“传国玺”不断问世。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年），咸阳县民段义在河南乡掘地得一宝印，色绿如蓝，温润而泽。次年正月送至京师，经蔡京等辨识，确认为秦制传国玺。三十年后，金俘徽宗、钦宗二帝，宝玺也被金人掳去。

元世祖至元年间，太师国王之孙、通政院使硕得死后，妻子病重，儿子只有九岁，家境艰难，遂以家藏的一块宝玉托御史台通事阔阔术拿到市上出售，因非寻常物制，无人敢买，后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只见“乃黝玉宝符，其方四寸，螭纽交蟠，四可边际，中洞横窍，其篆画作虫鸟鱼龙之状”，经监察御史杨桓辨认，刻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于是又被确认为秦玺。但伯颜曾将元朝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明初朱元璋以布衣而得天下，他听说元朝得到过传国玺，并已被元顺帝携逃大漠以北时，便不惜遣徐达带兵数十万入漠北，以期夺回此宝。大臣解缙还为此上表请罢兵戎，以利百姓生息。后来李文忠二次远征，俘虏了元后妃和诸王，得到了一些宋元玉玺，但却未见传国玺的踪影。

某年，在漠北地带，有一位牧羊人见一只绵羊老用蹄子在地上刨。挖开一看，发现下面埋着一块晶莹碧透玉玺。他将它献给元顺帝的后人博硕克图汗，也鉴定为“传国玺”。消息传到漠南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耳中，他因是成吉思汗嫡系后裔，早怀恢复祖业之志，一闻此讯，即率二十万大军来攻，经过一场血战，果然夺得玉玺。

明弘治十三年，鄠县（今户县）毛志学在泥河滨得传国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明孝宗皇帝。但孝宗疑其伪“却而不用”。

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竟被后金太宗于“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太宗由此“乃定立国计”，改“金”为“清”国号。

清天聪九年（公元年），后金皇太极派他的弟弟多尔衮西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传国玺投降。但皇太极得玺一看，才见上面刻的是“制诰之宝”四字。原来不是秦玺，而是汉元帝命昭君和番时送给匈奴王的一颗羊脂玉玺。可是，皇太极还是对外宣称他得了传国玺，并正式改国号为“清”。清朝乾隆年间，紫禁城内交泰殿一共贮有三十九颗玺，放在正中的一方即篆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宫中一直说它是传国玺。但公元年乾隆皇帝钦定二十五宝时，把它确定为赝品。（《日下旧闻考》卷14《国朝宫室》）

近代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他带出皇宫的惟一一方玉玺，也就是皇太极所得的这方刻有“制诰之宝”的玉玺。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可惜未得。溥仪从伪满洲国皇帝变成战犯押往前苏联，又转押回国，这玺都一直放在他随身皮箱的夹层中。直到抚顺战犯所，在共产党政策感召下，他才取出这颗宝玺交给了国家。遗憾的是这并不是那和氏璧所做成的玉玺。

历代欲谋帝王之位者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两千余年，忽隐忽现，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