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曙（-），字晓楼，一字子升，清江都人，国子监生。凌曙少时家徒四壁，经常断炊，直到10岁时方入私塾读书。可仅仅一年多时间，连《四书章句集注》都还未读完，他又不得不辍学，到乡下制香作坊里当帮佣杂役糊口。但好学的他，即使在做工期间，也学而不倦，只是苦于不明文义。正巧，邻居一富户人家请经师在家教书，他便每晚偷偷站在邻居书房外聆听经师的讲解，大有收获。几个月后，他被经师发现，这户人家就把外门关了，凌曙又一次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但他不灰心，省下钱来到街上买一些已断句的旧书来读，常常读到天亮，第二天还正常做工。就这样，他持之以恒，终于积累了不少知识。20岁那年，他自己开馆当童子师，一面靠教书为业，一面继续坚持自学。清嘉庆十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凌曙遇到了当时住在扬州的学问大家包世臣，便斗胆向他请教治学的途径。包世臣为其自学精神所感动，就谆谆教导说：“治经当专。专法一家，以立其基，则诸家渐通。”见凌曙对“礼”有些研究，就劝他从“礼”开始治学，并送给他张惠言所辑的《四书汉说》以及包世臣与李兆洛的增缀本。凌曙遵照前辈的指点，认真攻读，并稽典礼，考古训，写出了《四书典故核》6卷，梅花书院山长洪梧极为赞许。在学“礼”深得要领的基础上，凌曙又师从沈钦韩问疑解惑，终于更加贯穿精神。此时，他听闻武进的刘逢源论何氏之春秋卓有成就，便从学“礼”转而治“春秋”，拜比自己还小一岁的刘为师。刘逢源是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清代“公羊学”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对凌曙也礼遇有加，以友生相待。从此，凌曙便专治“公羊”。《春秋公羊传》乃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著，作为儒家学说经典著作之一，它着重阐释春秋大义，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用它来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也是研究战国、秦、汉思想的重要资料。正当凌曙专攻“公羊”的时候，阮元又邀他进京校辑《经郛》，使他尽见魏晋以来诸家春秋学说。就这样，他博采众长，融汇贯通，对“公羊学”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百家号：江都史话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凌曙认为：春秋之义在“公羊”，“公羊之学”又传自董子（仲舒）。董子的《春秋繁露》则识礼义之宗，达经权之用，可谓体大精深，善发微言大义。但旨奥词深，缺少注本，有些篇章字句还有阙误，不易得其会通。而一些人浅尝辄止，反而横生訾议，委议诋毁。为了便于人们明了“公羊”本旨，他便博稽旁讨，梳章栉句，于嘉庆二十一年（）作了《春秋繁露注》17卷。凌曙的《春秋繁露注》，首创将“公羊学”引入礼学，是以“公羊学”来诠释五经的第一人。它打破了二千年来“公羊学”只限于运用在《春秋公羊传》上的做法，迈入了以“公羊学”释解群经的新纪元，更是远承董子的义理精神，再振以“公羊学”援经议政的风范，促成了晚清援经议政的风气。梁启超对此评价是：“他（指凌曙）在学术上的地位，可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相应媲美。”（百家号：江都史话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凌曙还认为：自宋元以来，学者往往徙托空言。欲救正此弊，必须实事求是。而事之切实，又无过于礼。于是，他又著《公羊礼疏》11卷、《公羊礼说》1卷，《公羊问答》2卷。嘉庆二十二年（）十月，阮元抵广州出任两广总督。不久，便邀凌曙去广州延课教诸子。这期间，凌曙又作礼百篇，并与阮元商讨，删合成39篇。嘉庆二十四年（）四月，浙江海宁大画家陈钧浪迹岭南，拜见阮元。闲谈中，他们为凌曙的治学精神所感动，于是陈钧欣然命笔作了《壤室读书图》。壤室，语出《论语》：“作壤室，编蓬户，常于此弹琴，以歌先王之道。”阮元亦亲笔以隶书题字，并钤上“研经室”、“阮元伯元”的两枚朱红印章，为后世留下了凌曙幼时发愤读书的画面。凌曙晚年患风痹，精力不健，卒于年55岁。（朱毓麒）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angdushizx.com/jdzw/159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