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代表了中國古代史學的最高成就，在這些卷帙浩繁、汗牛充棟的皇皇巨著中，不僅有出使西域的張騫、投筆從戎的班超、遠航非洲的鄭和、被印度戒日王奉為國師的玄奘，也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這些將畢生才華學識奉獻給中國大地的“老外”。翻開泛黃的歷史書卷，那些古典雅致的文言著述，為後人瞭解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使者們，提供了一個特殊的剖面。

（壹）張騫：絲綢之路“鑿空”者

民國時期，著名學者羅家倫途經西北新疆，見到歷代先賢留下的遺跡，感慨萬千，撰成詞一首，經另一位國學大師趙元任譜曲而成為傳唱一時的校園歌曲。詞的下闋寫道：“想乘槎張騫，定遠班超。漢唐先烈經營早！當年是匈奴右臂，將來更是歐亞孔道。經營趁早，經營趁早！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雕。”

兩位大師的連袂佳作，貫通古今，而且極具前瞻性。時至今日，新疆果然已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歐亞孔道”，更成為關係中國西北安全穩定的前沿陣地。而要發揚光大絲路之光，第一個需要銘記的就是羅家倫詞中所提到的“張騫”。

也許有些人不知道，今天餐桌上司空見慣的葡萄、西瓜、核桃、香菜、石榴、胡蘿蔔，都要歸於張騫的開拓之功。

在位列“二十四史”第一位的《史記》中，作者司馬遷如此寫道：“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

年郵票《出使西域》

“鑿空”二字，《史記集解》釋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司馬遷在《史記》中進而明確肯定“博望侯開通外國道”。因此，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張騫開通中外交流、奠定絲綢之路的歷史地位，就已經得到了公認。張騫封爵是博望侯，甚至在他逝世多年後，西漢王朝歷任出使西域的官員仍都打著“博望侯”的旗號，以此來獲得西域各國的信任，可見張騫的影響之深遠，已成漢朝的“名片”。

漢武帝時期，張騫擔任侍奉皇帝左右的郎官。當時，匈奴勢力擴張，控制了北方廣大地區，並征服西域及河西走廊，以西域作後盾，侵擾漢王朝。漢武帝即位後，從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被匈奴打敗而西遷的大月氏有報仇之意，便決定溝通與西域的聯繫，聯合大月氏夾攻匈奴，“斷匈右臂”。

張騫勇敢地挑起了這一重擔。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年），他率領一百多名隨行人員，以匈奴人堂邑父為嚮導，從長安出發前往西域。途經河西走廊時，張騫一行被匈奴騎兵抓獲扣留，從此長達十年。但張騫始終“不辱君命”，“持漢節不失”。元光六年（前年），張騫趁監視鬆弛，帶領部分隨從逃出，繼續前往西域。

張騫一行人在戈壁沙漠、雪山冰窟中歷經艱辛，經車師折向西南，進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過庫車、疏勒等地，翻越蔥嶺，直達大宛（今烏茲別克費爾干納盆地）。得到大宛國王的熱情接待，派人送他們到了康居（今烏茲別克、塔吉克斯坦一帶），康居國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但大月氏自西遷以來，已定居樂業，不想再與匈奴作戰。張騫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期間還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國藍氏城（今阿富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年），張騫動身返國，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前年）初，匈奴發生內亂，張騫才趁機逃回長安。此時，距離其出發之時已過去了13年。出發時的一百多人只剩下張騫、堂邑父二人。

張騫這次遠征，雖然未能達到同大月氏結盟夾攻匈奴的目的，但產生的實際影響和所起的歷史作用是巨大的。他對西域各國的地理、物產、風俗習慣有了比較詳細的瞭解，為漢朝開闢通往中亞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後來，張騫隨大將軍衛青出征，由於他熟悉沙漠的地理環境，“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以功被封“博望侯”。

公元前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大敗匈奴。張騫向漢武帝提出“聯絡烏孫，再抑匈奴”的建議，得到批准，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他率領三百人，並攜帶大量馬匹牛羊、金帛貨物。聯絡烏孫成功後，他又遣副使持節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元鼎二年（前年）烏孫王派數十人護送張騫回到長安。第二年，張騫在長安病逝。而烏孫使者回國後，報告了漢王朝的強盛，增強了烏孫王昆莫對漢王朝的嚮往。他再次派使者到長安，請求和親。元封六年（前年），漢武帝把江都王劉建之女劉細君作為公主嫁給昆莫。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西嫁的皇家女子。

也是在元封六年，漢朝使者到了安息，向其國王獻上了華麗光潔的絲綢，安息國王非常高興，以鴕鳥蛋和一個魔術表演團回贈漢武帝。這是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張騫兩使西域，歷時廿載，行程萬里，打通了東西方交流的通道，使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知道了中國這個東方大國。他做了大量科學考察和地理探險，不僅親自訪問了西域各國和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諸國，而且從這些地方又初步知曉了安息（伊朗）、條支（今伊拉克一帶）、身毒（印度）等地的情況。

這些有關地理、風土人情、民俗、經濟的資料，被司馬遷寫在《史記·大宛列傳》裏。這是中國和世界上對外部世界的第一次詳實可靠的記載，也使得中國對西方的瞭解走出了《禹本紀》、《山海經》等神話傳說的時代。司馬遷在《大宛列傳》文末感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

從此，漢朝和西域各國開始了友好往來，特別是經濟文化的交流越來越多。中國的絲綢以及冶鐵、鑿井等先進技術傳到西域，西域的優良馬匹、葡萄、苜蓿、核桃、石榴以及音樂舞蹈等也傳到中國。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漢設置了西域都護府，派兵鎮戍屯墾，保護往來商旅。西域正式歸於中國中央政權的統治下。

張騫被譽為偉大的外交家、探險家，是“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清華大學歷史系張豈之教授認為：“沒有張騫出使西域，也就不會有絲綢之路的開闢。沒有絲綢之路的開闢，也就不會有了漢朝和西域以及和歐洲文化的交流，所以，通西域的意義十分重大。”

（貳）班超：守護西域三十載

張騫出使西域被司馬遷收錄在《史記·大宛列傳》之中，到了“二十四史”的第二部《漢書》之中，作者班固則在第六十一卷單列了《張騫李廣利列傳》，進一步肯定了張騫的歷史作用。而繼張騫之後，維護西域安定繁榮、保障絲綢之路暢通的首要功臣，正是班固的弟弟、也就是羅家倫詞中提到的“定遠班超”。

班超生在書香世家。父親班彪、哥哥班固、妹妹班昭都是著名史學家。班固與司馬遷並稱“班馬”，被認為是開創中國傳統紀傳體史學的鼻祖；班昭協助哥哥班固完成了《漢書》的編纂，她寫的《女誡》在中國古代長期被奉為婦道經典。

如果按照家人的設想，班超的人生或許也將像父兄一樣，終生與文字為伍。東漢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被朝廷徵召擔任校書郎，班超與母親也隨大哥到了京城洛陽。《後漢書·班超梁慬列傳》記載：“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超出使西域，竟立功封侯。”

這就是成語“投筆從戎”的由來，也生動展現出班超以張騫為人生楷模，矢志“立功異域”的雄心，而他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與班超有關的另一個著名成語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新疆喀什市東南郊的吐曼河岸邊，有一座“盤橐城”，是公元一世紀疏勒國的宮城，後來成了班超經營西域的大本營，有的史料亦稱其為“班超城”。今天，喀什市政府在遺址上興建了班超紀念公園。園內建有3.6米高的班超全身塑像，36勇士雕像排列兩側。

東漢初期，北匈奴控制西域諸國，屢次進犯河西諸郡，邊地人民不堪其苦。永平十六年（73年），奉車都尉竇固等人出兵攻打北匈奴，班超隨從北征，在軍中任假司馬（代理司馬）。他率兵進攻伊吾（今新疆哈密），在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與北匈奴交戰，斬獲甚多。竇固很賞識班超，派他和從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班超出使西域路線圖

班超先到達了鄯善（今新疆羅布泊西南）。鄯善王起初對班超等人優禮備致，後來突然變得冷淡。班超用計查明是北匈奴的使者來了。於是，他把鄯善侍者關押起來，召集部下36人，慷慨陳詞：“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

當夜，月黑風高，班超率將士直奔北匈奴使者駐地，暗中埋伏，順風縱火，四起鼓噪，聲勢喧天。匈奴人亂作一團，死傷殆盡。班超於是請來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級給他看，鄯善王大驚失色，舉國震恐。班超好言撫慰，鄯善王表示願意歸漢廷。

班超完成使命後率眾回師，並把情況向竇固作彙報。竇固大喜，上表為班超請功，並請朝廷再選派使者出使西域。漢明帝很欣賞班超的勇敢韜略，就正式任命其為軍司馬，出使西域。

班超像（公元32年～年）

班超到了于闐國。當時，于闐王廣德剛剛攻破莎車國，在天山南道稱雄，北匈奴派使者駐在于闐，掌控實權。班超斷然採取措施殺死了挑撥離間的于闐巫師，並將其首級送還于闐王，陳說利害。于闐王聽說過班超在鄯善國誅殺匈奴使者的壯舉，大為惶恐，當即下令殺死北匈奴使者，重新歸附漢廷。此後，西域各國全都派出王子到洛陽做人質，西域與漢王朝中斷了65年的關係，至此得以恢復。

當時匈奴人扶立的龜茲國王仗勢攻破疏勒國，殺死國王，另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永平十七年（74年）春，班超又進兵疏勒，俘獲兜題，來到架橐城，另立已故疏勒王的侄兒忠當國王，疏勒平定。此後，班超還相繼平定了尉頭國（今新疆阿合奇），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破姑墨國，“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

建初五年（80年），班超上書給漢章帝，分析西域各國形勢及自己的處境，提出了要趁機平定西域各國的主張，他慷慨而言自己雖出身“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像張騫那樣立功。並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的主張，得到了章帝的採納，並派兵援助。

元和四年（87年），班超調發于闐等國士兵二萬多人，再攻莎車。龜茲王發兵五萬救援莎車。敵強我弱，班超運用調虎離山之計，直撲莎車大本營，斬殺五千多人，獲得許多的馬畜財物。莎車國只好投降，龜茲王等也逃散，班超威震西域。

永元三年（91年），龜茲、姑墨、溫宿等國都陸續歸降。朝廷任命班超為西域都護。永元六年（94年）秋天，班超調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士兵共七萬人，進攻焉耆、危須、尉犁，斬殺五千多人，俘獲一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多萬頭，另立焉耆國王。至此，西域五十餘國都歸附了漢王朝。永元七年（95年），朝廷為了表彰班超的功勳，下詔封他為定遠侯，食邑千戶，後人稱之為“班定遠”。

永元十二年（年），年近七旬的班超上書朝廷請求回國，書言：“狐死首丘，代馬依風……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僕，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其妹班昭也上書求情說：“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每有攻戰……不避死亡……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漢和帝閱後大為感動，召班超回朝。

永元十四年（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陽，被任命為射聲校尉。一個月後辭世，享年71歲。朝廷派使者弔唁致祭，賞賜優厚。其幼子班勇後來子承父業，繼續致力於維護西域穩定的事業。

班超以非凡的政治和軍事才能，經營西域31年，執行了漢王朝“斷匈奴右臂”的政策，為平定西域，促進民族融合、經濟文化交流，維護絲綢之路暢通，做出卓越貢獻。

《後漢書》作者范曄評價他說：“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蔥雪，咫尺龍沙。”近代作家蔡東藩在《後漢演義》中還對張騫、班超做了一番比較：“西漢有張騫，東漢有班超，皆一時人傑，不可多得。吾謂超之功尤出騫上……超但挈吏士三十六人，探身虎穴，焚殺虜使，已見膽力；厥後執兜題，定疏勒，指揮任意，制敵如神，而於中夏材力，並不妄費，此非有大過人之才智，寧能及此？”

甘英出使大秦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屬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這是古代中國人最遠的一次西行探險。甘英一行從龜茲出發，西行至疏勒，越蔥嶺，經大宛、大月氏至安息。

安息一直以在漢朝和大秦之間做絲綢中轉貿易而致富，並不願漢朝開闢直接通商的道路。甘英到了安息西界西海（波斯灣）時，安息人向甘英備陳渡海的艱難。當地船工說：“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一二歲者，故入海皆賚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甘英聽罷放棄渡海，轉北而東，後取道木鹿和吐火羅東還。

甘英雖未到達大秦，但卻是當時中國人向西所抵達的最遠地區，豐富了中國人對中亞各國的認知與瞭解，在中西方交流歷史上寫下了重要一筆。

（叄）玄奘：大唐高僧震天竺

千百年來，在絲綢之路上穿梭的芸芸眾生中，有金戈鐵馬的將軍士兵，有腰纏萬貫的富商巨賈，但所有人當中，若論在老百姓當中的知名度，恐怕無人能超過玄奘。明代大作家吳承恩在《西遊記》中以其為原型所創作的唐僧形象，令玄奘深入人心。雖然歷史與小說有不小的差距，但《西遊記》的故事骨架即唐僧西天取經，就脫胎于玄奘西行的真實故事。

五代後晉時編纂的《舊唐書》第一百九十一卷是《方伎列傳》，將唐代的著名道士、醫士、高僧合為一傳。其中高僧有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等人，玄奘排名第一。

《舊唐書》載：“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辯博出群，所在必為講釋論難，蕃人遠近鹹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采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敕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房玄齡是當時的宰相，許敬宗也是朝廷重臣，唐太宗以房、許等人助玄奘翻譯佛經，可見其地位是何等尊崇。

玄奘（—年），俗家姓名“陳禕”，世人更多的是尊稱他為“三藏法師”，《西遊記》中也稱他為“唐三藏”。玄奘11歲便開始學佛，在學習過程中他發現不少佛教譯著義理含混，注疏不同，差異很大，於是萌生去佛教發源地印度求教的想法。貞觀元年（年）玄奘上書唐太宗，請求西行求法，但未獲准。然而玄奘決心已定，乃決定“冒越憲章，私往天竺”。

玄奘像

次年，玄奘啟程西行，長途跋涉五萬餘里，備經艱難險阻，走過“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人馬俱絕”的大沙漠，有時忍饑挨餓，有時盜賊威脅，但玄奘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東歸一步。”他先後經過蘭州、涼州、瓜州，出玉門關，越過五烽，渡流沙，抵伊吾（哈密）、高昌（吐魯番）、屈支（庫車）、赤建（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颯秣建國（撒馬爾罕）、蔥嶺、鐵門，南下縛喝國（今阿富汗北部巴爾赫）、揭職國（今阿富汗加茲地方）、梵衍那國（阿富汗巴米揚）、犍陀羅國（巴基斯坦白沙瓦及阿富汗東部一帶）、迦濕彌羅國（克什米爾）。

在迎濕彌羅國，玄奘學習梵文經典，四處遊歷求法。後又進入中印度，一邊學習佛教經論，一邊巡禮佛教遺跡，在那爛陀寺歷時5年，備受優遇，被選為通曉三藏的十德之一。並到各地訪師參學長達4年。他還有一個梵文名字“摩訶耶那提婆奴”。年，玄奘與戒日王會晤，戒日王決定以玄奘為論主，在曲女城召開佛學辯論大會，五印度18個國王、個大小乘佛教學者參加，觀者如堵。玄奘講論，任人問難，但無一人能駁倒他，名震一時。戒日王又請玄奘參加5年一度、歷時75天的無遮大會。

年，玄奘載譽啟程回國，並將部佛經帶回中土大唐。貞觀十九年（年）正月，玄奘到達長安。唐太宗在洛陽召見了他，嘉許他“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開始了繁重的譯經工作。唐高宗即位後，又命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李義府等人潤色玄奘所定之經。20年間，玄奘及其助手共譯出佛教經論74部，卷，每卷萬字左右，合計萬字，占整個唐代譯經總數的一半以上，相當於中國歷史上另外三大翻譯家譯經總數的一倍多，而且字詞嚴謹，品質上乘，成為翻譯史上的典範。唐太宗曾親撰《大唐三藏聖教序》，稱讚“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譯經之余，玄奘還完成《大唐西域記》，記述自己所經歷的個和傳聞所知的近30個國家、地區、城邦的情況，包括宗教、疆域、山川地理、風俗、藝術、語言文字、氣候、農業、商業、貨幣等，成為研究中亞、南亞史的重要文獻。譬如，塔克西拉（今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西北）是佛教聖城，晉代高僧法顯到達此地。玄奘在年來到塔克西拉，在此講經說法兩年，在《大唐西域記》中，他描述塔克西拉：“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

日本書籍裡有關玄奘西行路線的示意圖

從19世紀開始，這部書被譯為德、法、英、日等各國文字，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歷史上很長時間，印度人沒留下文字歷史，多存在於口口相傳的神話故事中。《大唐西域記》成為解鎖印度塵封歷史的一把鑰匙。19世紀和20世紀，英國考古學者和印度學者一道，手持英譯本《大唐西域記》，在印度陸續發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藍毗尼等眾多古跡。印度歷史學家阿里曾評價：“如果沒有玄奘、法顯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玄奘還將《老子》等中國經典譯作梵文，傳於印度；又把印度的天文、曆算、醫學介紹到中國，成為絲綢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玄奘整理編譯的佛教典籍及《大唐西域記》，對東亞文明包括日本、韓國等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麟德元年（年）二月五日，玄奘圓寂，“歸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總章二年（年），朝廷為之改葬“大唐護國興教寺”。

鑒真東渡日本

鑒真（～年）是與玄奘齊名的另一位唐代高僧，也是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開山祖師，被日本人民稱為“天平之甍”，意為鑒真足以代表天平時代文化的屋脊。

鑒真於武則天垂拱四年生於揚州。14歲時，隨父在揚州大雲寺出家，後來到洛陽、長安學習佛法，開元元年（年）回到揚州任大明寺主持。開元二十一年（年）日本僧人隨遣唐使來中國留學，並邀請高僧赴日弘法授戒。天寶二年（年）鑒真和弟子開始東渡。十年之內五次泛海，歷盡艱險，均未成功。第五次東渡失敗後，62歲的鑒真雙目失明，但他東渡宏願堅定不移。

天寶十二年（年）十一月，鑒真率弟子第六次啟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薩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登岸，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奈良），安置東大寺，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歡迎。宰相、右大臣、大納言以下官員百餘人，至東大寺拜訪。四月初，為聖武太上皇、皇太后、孝謙女皇、皇太子、大臣授菩薩戒。

唐乾元二年（年），鑒真在奈良創建唐招提寺（ToshodaiTemple），是日本佛教律宗的總寺院。寺院講堂內有一尊塗漆加色的彌勒如來佛像，佛像兩側有兩個外形似轎的小亭，是當年鑒真師徒講經之地。講堂庭院裏的藏經室，收藏有多年前鑒真從中國帶去的經卷。建於1年的禦影堂內，供奉著鑒真坐像，結跏趺坐，團目含笑，兩唇緊斂，已被日本奉為國寶。

鑒真還通曉醫學，精通本草，把我國中藥鑒別、炮製、配方、收藏、應用等技術帶到了日本，並傳授醫學，為患者治病。唐至德元年（年），鑒真及弟子治癒聖武天皇病，當時鑒真雖已雙目失明，但他以口嘗、鼻嗅、手摸來辨別藥物，準確無誤。日本醫史學家富士川遊在《日本醫學史》中指出：“日本古代名醫雖多，得祀像者，僅鑒真與田代三喜二人而已。”

（肆）鄭和：七下西洋垂青史

在中國近幾年掀起的出境遊熱潮中，東南亞是熱門區域，也讓眾多國人深刻記住了“三寶”兩個字，諸如馬來西亞的“三寶山”、“三寶廟”，印尼第三大港口“三寶壟”、“三寶井”等等。它們都是為了紀念一位偉大的航海家鄭和。

清代張廷玉等人編纂《明史》，第三百零四卷特列《宦官傳》，以鄭和為第一。《明史》贊曰：“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雲。”也就是說，在鄭和之後奉命出使外國者，都無不打著“鄭和”的名號，這與西漢張騫“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出一轍。張騫是陸上絲綢之路的開拓者，而要論對“海上絲綢之路”影響最大者，則非鄭和莫屬。

年7月11日，是國務院批准設立的第一個“中國航海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年前的年7月11日（明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鄭和奉明成祖之命擔任正使，率士兵二萬八千餘人，在江蘇省太倉市劉家港起錨，出使西洋。

鄭和船隊有大船62艘，每艘長44丈、寬18丈。

鄭和原名馬和，小字三寶（又作三保），因此《宦官傳》稱：“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幼時被明軍掠至南京，淨身成小太監，後進入燕王朱棣府中。靖難之役，馬三寶知兵習戰，隨軍立下戰功。朱棣奪取帝位後，禦賜其姓“鄭”，擢升其為內官監四品太監，十分信賴。當時，朱棣懷疑被推翻的惠帝（建文太子）流亡海外，即“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故欲派人到海外尋訪。鄭和被選中承擔這一特殊使命。

鄭和船隊有大船62艘，每艘長44丈、寬18丈，從江蘇先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揚帆到了占城（越南中南部），後向爪哇方向南航。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寶壟登陸，進行貿易。隨後到三佛齊舊港，當地僑領施進卿來報，海盜陳祖義殘暴，剽掠商旅。鄭和興兵剿滅海盜，生擒賊首陳祖義。鄭和船隊後到過蘇門答臘、滿剌加（馬六甲）、錫蘭（斯里蘭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等國家。在古里賜其國王誥命銀印，立石碑“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鹹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永樂五年（年）九月，鄭和回國，諸國使者隨同朝見，永樂帝龍心大悅，爵賞有加。陳祖義被在京城問斬。施進卿被封為舊港宣慰使。

由於首航的巨大成功，鄭和回國十幾天後，便又奉命啟程開始了第二次下西洋之旅，時間從永樂五年至七年（~年）。這次，鄭和船隊訪問了占城、爪哇、暹羅（今泰國）、滿剌加、錫蘭、柯枝（今印度西南海岸柯欽一帶）、古里等國。在錫蘭，鄭和專程到佛寺佈施，並立碑為文，記有“謹以金銀織金、紡絲寶幡、香爐花瓶、表裏燈燭等物，佈施佛寺以充供養，惟世尊鑒之”。

永樂七年九月（年10月），鄭和第三次遠航，永樂帝的重要謀士姚廣孝（道衍和尚）隨行，並從錫蘭迎請佛牙舍利，增進了中外宗教文化交流。永樂十一年（年）十一月，鄭和第四次下西洋，繞過阿拉伯半島，首次航行到東非麻林迪（肯尼亞一帶），永樂十三年七月回國。同年，麻林迪使者來中國進獻了“麒麟”（即長頸鹿）。

鄭和歷事明成祖、仁宗、宣宗三朝，《明史》載“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剌加、渤泥、蘇門答臘、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裏、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迪、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

鄭和每次下西洋人數約有兩萬七八千人，編制龐大，分工明確，有官校、旗軍、勇士、力士、買辦、書手、通事（翻譯）、水手、醫士，還有郎中、都指揮、千戶、百戶、教諭、陰陽官、舍人等文武官員。這是當時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船隊。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曾評價：“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在後來的大航海時代，無論是迪亞士、哥倫布、達伽馬，還是麥哲倫、托雷斯、庫克船長，其船隊規模都遠遠無法與鄭和比擬。直到年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上才再次出現如此大規模的船隊。

明宣宗宣德八年（年），62歲的鄭和於歸國途中，積勞成疾，在古里病逝。

鄭和七次下西洋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意義。他發展了海外貿易，傳播了中華文明。據統計，明成祖在位的22年間，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次，平均每年15次，盛況空前，最多一次有18個國家朝貢使團同時來華，更有汶萊、滿剌加、蘇祿、古麻剌朗國4個國家先後7位國王親自率團來朝。鄭和船隊除了裝載賞賜用的禮品外，還有絲綢、瓷器、鐵器等貨物。鄭和消滅海盜，維護了海上安全，開闢了航線，促進了民間貿易。中華禮儀和儒家思想、曆法和度量衡制度、農業技術、製造技術、建築雕刻技術、醫學、航海造船技術等在亞非等地得到傳播。而且鄭和船隊雖全副武裝，卻從不以征服異族為目的，展示了中國人的和平理念。

（伍）馬可·波羅：歐洲人來華先驅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馬可·波羅也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彙。乘坐國泰航空的航班，空姐會邀請你加入“馬可孛羅”會員；香港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旗下有“馬哥孛羅”連鎖酒店，遍及港、京、滬等大城市。意大利有旨在促進中國學生到意大利學習和進修的“馬可·波羅計畫”……這都是MarcoPolo的不同音譯。“馬可·波羅”早已成為了交通旅行、文化交流的一個標誌性符號。

馬可·波羅（～年）

馬可·波羅（~年）是13世紀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令他蜚聲世界的是一本叫做《馬可·波羅遊記》的書。年，17歲的馬可·波羅跟隨父親和叔叔，拿著羅馬教皇給蒙古大汗的復信和禮品，向東方進發。他們從威尼斯進入地中海，然後橫渡黑海，再沿陸上絲綢之路前來東方，經兩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爾高原，進入中國新疆，歷時四年，在年到達元朝上都。並得以進入宮廷，覲見了大汗忽必烈。忽必烈對他們的經歷非常感興趣，特意請他們講述沿途的見聞，並一同返回大都（北京）。

馬可·波羅在中國遊歷了17年，並擔任了元朝官員。他掌握了蒙古語和漢語，遊歷了許多地方，每到一處，總要詳細地考察當地的風俗、地理、人情。9年，伊兒汗國大汗、蒙古貴族阿魯渾的王妃去世，阿魯渾派專使到大都求婚，忽必烈選定闊闊真為公主婚配給阿魯渾。此時，思鄉心切的馬可·波羅趁機向忽必烈提出參與護送任務，並順路歸國。2年春，馬可·波羅隨專使護送闊闊真從泉州起航出海。5年，馬可·波羅回到意大利。馬可·波羅後在一次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海戰中被俘，在獄中他口述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故事，由其獄友魯斯蒂謙寫成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

這是歐洲人撰寫的第一部詳盡描繪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的遊記，為歐洲人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和世界。記述了馬可·波羅在中國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見聞，記載了元初的政事、戰爭、宮廷秘聞、節日等，尤其詳細記述了元大都的經濟文化、民情風俗，以及西安、南京、揚州、蘇州、杭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榮。它較全面地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的繁盛昌明、地大物博，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華美廉價的絲綢錦緞、宏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驛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紙幣等等。“幾個月後，這部書已在意大利隨處可見”。迄今，《馬可·波羅遊記》已經被翻譯成多種文字版本。

從西漢張騫通西域之後，一條從中國經中亞抵達歐洲的“絲綢之路”就已經出現。但直到13世紀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貿易為主的經濟聯繫上，缺乏直接的接觸和瞭解。歐洲人對神秘的東方世界充滿了好奇。《馬可·波羅遊記》對東方世界進行了誇大甚至神話般的描述，激發了歐洲人的極大興趣和無比神往，特別是刺激了探險家和商人們的野心，對15世紀歐洲的航海事業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但馬可·波羅到底有沒有來過中國，數百年一直備受爭議。“肯定論者”認為，《馬可·波羅遊記》書中描述的元朝遠征日本、王著叛亂、襄陽回回炮、護送闊闊真公主以及中國各大城市的景象等等，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若非親身經歷，是不可能獲知的。“懷疑論者”依據也有很多，特別是馬可·波羅從未出現在中國正史或著述中，如明代修編的《元史》就隻字未提。如果馬可·波羅果然有這麼大影響，且在元朝宮廷為官，是不可能在各種史書中毫無蛛絲馬跡的。

不過，今天絕大多數人還是相信他到過中國，而且爭議各方都認同《馬可·波羅遊記》在開拓東西方交流方面做出的貢獻，“馬可·波羅”已經成為了東西方交通聯繫開拓者們的代名詞。他是否是具體的某個人，已經並不重要。

（陸）利瑪竇：集科學漢學大成

在北京車公莊市委黨校院內，有一座寧謐的墓園，四周被透花磚牆環繞。早秋斜陽映照下，平添了幾分肅穆氣氛。墓園裏並排豎立著三座漢白玉石碑，中間最為高大的螭首方座碑高2.7米，碑額雕龍花紋的中心鐫有代表天主教會的十字架徽記，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

碑身正中刻有“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八個大字。據史料記載，墓碑上原有碑文：“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石碑後面是灰身黑頂圓拱式的長方形磚砌墳墓。利瑪竇墓東側為南懷仁墓，西側為湯若望墓。旁邊還立有幾十座墓碑，安葬的都是來華傳教士。

利瑪竇墓碑在墓園中最高、最大，格外搶眼。的確，無論是來華時間、資歷、貢獻、影響，利瑪竇都配得上這樣的榮耀。

與馬可·波羅的眾所紛紜不同，利瑪竇或許是被載入中國官修正史的第一個歐洲人。《明史·志一·天文一》中明確記載：“萬曆中，西洋人利瑪竇制渾儀、天球、地球等器。”

利瑪竇（~年），原名MatteoRicci，生於意大利馬切拉塔。他還像中國士大夫一樣，取有名號，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16歲時，利瑪竇到羅馬學習神學、哲學、天文，並掌握了多國語言。年，利瑪竇和其他14名耶穌會士，從葡萄牙里斯本乘船出發，一起前往印度傳教。在此之前，他受到傳教先驅沙勿略(FrancisXavier)的影響。

利瑪竇主持修建的北京宣武門南堂內的聖沙勿略銅像。（馬浩亮攝）

年8月，利瑪竇抵達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國澳門。由於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往歐洲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傳教，只能停留在澳門。年9月10日，利瑪竇與羅明堅進入中國內地，求得廣東肇慶知府的允許，在當地建立了第一個傳教地。利瑪竇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三棱鏡、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這些西方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世界地圖，令人们眼界大開。

而後多年，利瑪竇輾轉韶州（廣東韶關）、南雄、南京等地傳教，他聽從了好友和弟子瞿汝夔的建議，蓄須留髮，改穿儒服。利瑪竇並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計時日晷等西洋物品贈送給高官，結識了許多士大夫，逐漸聲名遠播。在韶州，利瑪竇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年，利瑪竇被羅馬教廷任命為中國傳教的主管。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年利瑪竇首次進入北京，他在劄記中記錄了這一歷史性的一刻：“基督信仰跨過多少海洋，經過這樣長時期的接近之後，終於進入這個國度，它的使者終於進入了皇都。”初次北京之行並不順利，僅住一個多月即返回南京，不過利瑪竇仍然收穫頗豐。他首先證明了《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的契丹就是中國，而國都“汗八里”即是北京。在旅程中，利瑪竇還與神父郭居靜一同編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問答詞意》，首次嘗試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此外，他還完成了對《四書》的翻譯和注釋工作，這對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起到重要作用。

年1月24日，利瑪竇第二次抵達北京。將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作為貢品進呈萬曆皇帝。皇帝對此產生極大興趣，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穌稱為“活神仙”，並把聖母像送予母親慈聖太后；最為喜愛的是兩架自鳴鐘，小的帶在身邊時常把玩；大的置於閣樓之中專司報時。萬曆皇帝還命利瑪竇教太監演奏西洋琴。利瑪竇仿照宗教讚歌的形式創作了8首樂曲，並填上簡短的中文歌詞，起名《西琴八曲》。這些新奇的“歐洲方物”打開了利瑪竇進入宮廷的大門。年，萬曆皇帝下詔允許利瑪竇長居北京。

利瑪竇選中了宣武門內的一塊土地修建了一座教堂，這就是著名的南堂——北京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他在教堂裏舉辦西方圖書和科學儀器的展覽，吸引官員儒士參觀。

這些為利瑪竇的傳教提供了許多便利。為了便於傳教，他選擇適合中國人倫理觀的西方偉人語錄加以刊行，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將拉丁文“Deus”翻譯成《尚書》和《詩經》中古已有之的“上帝”。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祭孔。他認為，這些是中國人的傳統習俗，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

歐洲人繪製的利瑪竇與徐光啟。

因而，利瑪竇留居北京之後，教徒人數驟增，涵蓋了皇親國戚、官員士大夫、平民百姓等不同階層。到年，北京已有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對利瑪竇傳教幫助最大的，是“聖教三柱石”——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在北京期間，徐光啟正供職於翰林院，二人結下了深厚友誼，共同翻譯出版了《幾何原本》和《測量法義》等著作。《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術語，如平面、曲線、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心、外切、星期等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

利瑪竇著述極豐。《天學實義》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用中文寫作的第一部著作是《交友論》，還有關於天主教道德信念準則和修養的《二十五言》，同十位中國士大夫的對話集《畸人十篇》，介紹歐洲算術的《同文算指》，介紹天文學知識的《渾蓋通憲圖說》等。

即使到了多年後的今天，利瑪竇仍然是在中國著述最多的外國人之一。利瑪竇帶著西學而來，開啟了晚明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由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利瑪竇製作《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在江戶時代被介紹到了日本，使得日本人崇拜中國的傳統“慕夏”觀念發生重大變化。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名詞皆出於此地圖。日本作家平川佑弘認為，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

1年，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評價：“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裏降生。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歎地融合在一起。”

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病逝，終年59歲。按當時慣例，西方傳教士死後本應移葬澳門，但在利瑪竇好友、內閣首輔葉向高等人的斡旋下，萬曆皇帝破例准許利瑪竇成為首位葬於北京的西方傳教士。

白色的墓碑混合了十字架與蟠龍紋，正如利瑪竇的人生那樣中西合璧——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翻譯中國經學典籍的西方學者。當時，有太監對於獨給利瑪竇葬地一事問葉向高：“何獨厚於利子？”葉答：“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

（柒）順治“瑪法”湯若望

在傳教士墓園中矗立於利瑪竇兩側的墓碑，分屬於湯若望、南懷仁，這是繼利瑪竇之後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兩位傳教士。與利瑪竇相似，他們在傳教的同時，致力於傳播西方科學，推動了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

與《明史》對利瑪竇一筆帶過不同，《清史稿》第二百七十二卷、列傳第五十九單列了《湯若望楊光先南懷仁傳》，為歐洲人單獨在正史中立傳，這是絕無僅有的。《清史稿》是在民國初年由清朝遺老趙爾巽主持編纂，與《新元史》加上“二十四史”合成“二十六史”。但通常仍以“二十四史”泛指這些史學典籍。

《清史稿》列傳第五十九開篇曰：“湯若望，初名約翰亞當沙耳，姓方白耳氏，日爾曼國人。明萬曆間，利瑪竇挾天算之學入中國，徐光啟與遊，盡其術……莊烈帝用其議，設局修改曆法，光啟為監督，湯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這交代了湯若望與利瑪竇、徐光啟等人之間的淵源。

湯若望（—年），生於德國科隆，德文名JohannAdamSchallvonBell。與利瑪竇一樣，作為耶穌會傳教士的湯若望也是從里斯本出發，東渡澳門。年夏天，湯若望換上了儒服，取道北上，把德文姓名“亞當”改為發音相近的“湯”，“約翰”改為“若望”，正式取名湯若望，字“道未”，出典於《孟子》的“望道而未見之”。年1月25日到達北京。湯若望仿效利瑪竇，進行科學普及，拉近與中國官員士人的關係。他準確預測了兩次月食，還用羅馬方法計算出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年，湯若望在西安傳教期間刊印《遠鏡說》，成為傳播光學和望遠鏡製造技術的基礎性著作。

明崇禎三年（年），由禮部尚書徐光啟引薦，湯若望回京供職於欽天監，譯著曆書，推步天文，製作儀器。他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德國礦冶學家阿格里柯拉論述16世紀歐洲開採冶金技術《礦冶全書》，中譯本定名為“坤輿格致”。崇禎七年（年），他又協助徐光啟、李天經編成《崇禎曆書》一百三十七卷。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戰炮，並口述有關大炮冶鑄、製造、保管、運輸、演放以及火藥配製、炮彈製造等原理和技術，整理成《火攻挈要》、《火攻秘要》，為當時介紹西洋火槍技術的權威著作。並奉旨設廠鑄炮，兩年中鑄造大炮20門。

湯若望

為謀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湯若望還奏請崇禎皇帝賜“欽褒天學”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懸掛。

年，清軍進入北京，明朝滅亡。湯若望甘冒風險，毛遂自薦，以其天文曆法方面的學識和技能受到新朝廷的接納。湯若望向清廷進呈了渾天星球、地平日晷、望遠鏡三件儀器以及曆書範本一冊，準確預測了日食。順治皇帝任命他為欽天監監正，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洋監正。次年，湯若望將《崇禎曆書》壓縮成《西洋新法曆書》一百零三卷，進呈攝政王多爾衮，封太常寺少卿。順治七年，清政府賜地讓湯若望擴建了宣武門內利瑪竇建立的教堂。

順治帝非常欽佩湯若望的道德與學問。湯若望曾以他的醫學知識治好了孝莊太后的侄女、順治帝未婚皇后的病，為此順治帝尊他為“瑪法”(滿語“老爺爺”)。而後，順治帝不斷對湯若望加官進爵，清史稿載“加太僕寺卿，尋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賜號通玄教師……旋複加通政使，進秩正一品。”一個歐洲人成為中國最高品級的正一品大員，湯若望應該是第一人。清廷還按照典制，加封湯若望祖父、父親都為正一品，封其祖母、母親為一品夫人，並將誥命封書遠寄歐洲。

湯若望在華40餘年，經歷明、清兩代，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後最重要的傳教士。他繼承了利瑪竇通過科學傳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曆法修訂以及火炮製造等方面多有貢獻。中國今天的農曆就是湯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農曆基礎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現代農曆”。他也積極著書立說。譬如，他在著作《曆法西傳》中就介紹了托勒密《天文學大成》、哥白尼《天體運行論》及伽利略的新發現。他還著有《主制群征》等宗教書籍，其中介紹了西方醫學有關人體解剖學上的知識。湯若望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國科技史上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

（捌）康熙“帝師”南懷仁

南懷仁（—1年），生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原名FerdinandVerbiest，字敦伯，又字勳卿，年以耶穌會傳教士來華，也為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清史稿》載：“南懷仁，初名佛迪南特斯，姓阜泌斯脫氏，比利時國人。康熙初，入中國。”

南懷仁是康熙皇帝的科學啟蒙老師，他曾經在長達五個月的時間裏，從早到晚給皇帝講授幾何學和天文學，還將《幾何原本》譯成滿文，陪同皇帝出巡，沿途為皇帝觀天測地。康熙皇帝後來對自然科學的濃厚興趣，與南懷仁有重要關係。

南懷仁著述眾多，在《儀象志》、《窮理學》等著作中，介紹了力學基礎知識，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強度、單擺、自由落體運動以及光的折射和色散等知識。在機械製造方面，南懷仁還在中國進行了汽輪機的最早實驗，並載入他的《歐洲天文學》一書。

比利時發行的南懷仁紀念郵票

南懷仁甚至還介入外交事務。康熙十五年（年），沙皇俄國派特使尼果賴到北京，南懷仁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並參加了中俄雙邊會談。

南懷仁被康熙帝擢升為欽天監監正後，主持改造了觀象臺儀器，包括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儀、地平緯儀、紀限儀、天體儀，並繪圖立說。這些儀器，如今大部分仍然矗立於北京東長安街邊上的古觀象臺上，成為歷史的見證。“南懷仁官監正久，累加至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卒，諡勤敏。”在清代，文官通常只有二品以上才能得到諡號，是無與倫比的崇典。在湯若望、南懷仁之後，“自是欽天監用西洋人，累進為監正、監副，相繼不絕。”

（玖）郎世寧：清宮三朝洋畫師

在南懷仁病逝於中國的同年，一位意大利男孩在米蘭出生。他就是朱塞佩·伽斯底里奧內（GiuseppeCastiglione），中文名字“郎世寧”（1—年）。在他之前，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在宗教、自然科學、文化思想等方面為東西方交流貢獻卓越。而若論藝術領域貢獻最著者，則當推郎世寧。

清康熙帝五十四年（年），郎世寧作為耶穌會士來中國傳教，隨即入宮進入如意館，成為宮廷畫家，歷仕康、雍、乾三朝，從事繪畫達50多年，留下了《聚瑞圖》、《嵩獻英芝圖》、《百駿圖》、《秋林群鹿圖》等一大批稀世珍品。

《清史稿·藝術三》載：“郎世寧，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賞異。凡名馬、珍禽、琪花、異草，輒命圖之，無不奕奕如生。設色奇麗，非秉貞等所及。艾啟蒙，亦西洋人。其藝亞于郎世寧。”焦秉貞是山東濟寧人，著名宮廷畫師，是最早參用西洋畫法的中國人之一，而艾啟蒙也是傳教士。兩人都不及郎世寧，可見郎當時藝術地位之崇。

郎世甯本職是記錄皇帝的活動，從雍正元年直到乾隆三十一年的宮廷文檔中，有大量郎世寧繪畫活動的詳細記錄。郎世寧用畫筆記錄了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乾隆十九年(年)，厄魯特蒙古的杜爾伯特部、輝特部首領相繼歸順，乾隆皇帝特地在熱河避暑山莊舉行盛大慶典。66歲的郎世寧和另外兩位傳教士畫家王致誠、艾啟蒙等一起，畫了一批蒙古貴族的肖像。後來又根據此行搜集的素材，共同完成了《乾隆萬樹園賜宴圖》、《乾隆觀馬術圖》等歷史畫。郎世寧視野開闊，繪畫題材廣泛，舉凡人物、風景、歷史、花鳥、戰爭、民俗、狩獵、宴會等等無所不包。

郎世寧作品《乾隆皇帝大閱圖軸》

郎世寧的作品，有中國水墨畫，也有油畫、水彩畫和琺瑯畫，他不僅將西洋畫法帶入中國，還努力學習中國傳統繪畫，融匯調和、熔為一爐、中西合璧，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宮廷畫風格，堪稱郎世寧新體畫。這極大地影響了康熙之後的清代宮廷繪畫和審美趣味。

雍正皇帝對歐洲油畫鐘意之後，郎世寧為其創作了大批畫作。如年所繪為雍正祝壽的《禽獻英芝圖》，造型準確、精細，以素描和明暗效果使圖中物象具有較強的立體感。彎曲盤旋的松樹枝葉掩映，樹皮斑駁，居中挺立的白鷹羽毛質感十足，呼之欲出。圖中所繪蒼松、雄鷹、靈芝、山石、流水，在中國文化中多寓意強健、長壽和吉祥。色彩鮮明、絢麗、濃重，充滿歐洲情調，又不失中國傳統繪畫之筆墨趣味，確有較高的藝術感染力。郎世寧還曾為怡親王允祥、果親王允禮等作畫，流傳下來了《果親王允禮像冊》、《八駿圖卷》、《馬圖冊》等。可見，玩賞歐洲風藝術品已成在當時貴族交際圈的時尚。

郎世寧多才多藝，獎掖后學，培養了許多兼通中西畫藝又各有專長的宮廷畫家。雍乾兩朝官窯粉彩瓷器的構圖佈局和繪畫主題，也有很多取材自郎世寧的繪畫。年，乾隆開始修建圓明園，並令郎世寧負責設計監造西洋樓。郎世寧還被任命為奉宸苑卿，官秩正三品。由郎世寧與艾啟蒙等人創作的《平定準部回部戰圖》，則是中國最早的銅版畫作品。年，78歲高齡的郎世寧去世，其遺骸也安葬於利瑪竇等人所在的傳教士墓地內。墓碑正中下方為漢字：“耶穌會士郎公之墓”，左邊為拉丁文的墓誌，還刻著乾隆皇帝“加恩給予侍郎銜，並賞給內務府銀三佰兩料理喪事，以示優恤”的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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