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诗歌创作领域，其不朽的“诗史”“散发出浓郁的参与意识”。杜诗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伟大的仁爱情怀，让我们在了解宏阔历史的进程中，更真实地拥有了生动细腻的历史画面的“在场”体验。

《兵车行》是杜甫诗歌创作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一个起点，也是诗人反战思想表现于诗歌的发轫之作。诗人以精微的笔触，生动地描画了一幅因“武皇开边意未已”而导致百姓生离死别的撼人耳目的场面，在“道旁过者”与“行人”的现场问答中，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天宝战争”潜藏的社会危机。诗歌里彰显着仁爱、悲悯、同情等高贵的品格，而“唯有这些品格才能拯救世界。”

一、一场问答，彰显高超的叙事艺术

诗中主要借“道旁过者”与“行人”的一场问答，引出了“点行频”的残酷现实，并顺势借“行人”之口延展开了广阔的社会卷轴。诗人似乎有意隐去了“道旁过者”的设问，这恰恰给了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行人”貌似语无伦次的回答似乎又让人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典型“行人”的申诉怨恨，而是一群“行人”的集体控诉，采纳了犹如鲁迅先生的艺术手法——“杂取种种，合成一个”。这些都彰显了杜诗高超的叙事艺术。

我们可以对“道旁过者之问”做出合理的补充。面对送别的惨景，情不自禁地发问：为何哭得如此伤心啊？“行人但云点行频”。怎样频繁啊？“十五北防河”“四十西营田”“里正与裹头”“头白还戍边”“今冬未休卒”。这真的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出征吗？“边庭流血成海水”“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即使活着，也是“被驱不异犬与鸡”啊！没有了主心劳力的家庭怎么活下去呢？只能“健妇把锄”“禾无东西”，“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满目萧条。不仅如此，“县官急索租”，活着的人也被逼上了死路啊。你家里有儿子吗？“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为什么呢？“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武皇开边意未已”。如此想象补白，既丰实了诗歌的内容，也让读者获得了“在场”的独特体验。而诗歌将此有意隐去，使得“行人”郁积胸腔的“恨”一吐为快，在喋喋不休、不被打断的倾诉中，令人感慨其想申但又不敢申，又不得不申的痛苦挣扎的内心。

“行人”的回答展现了“点行频”背后真实的社会现状：出征之久，走时尚未成年，归来已满头白发；征兵之广，由关西村落到山东二百州；征战之遥，从关中到塞北，从辽西到青海，到处辗转；战祸之烈，鲜活的生命血成海水、弃野白骨；灾难之重，百姓从物质生活的极度困窘到社会心理的反常，饱受多重折磨和摧残。

而这样的“史实”为何要借助“一场问答”来呈现呢？首先，作为乐府诗歌，采用问答的方式是其传统的叙事手法。其次，塑造“道旁过者”和“行人”的形象，让当事者“行人”即被征发的士卒的代表直接担当叙说者，增强了叙事诗歌的真实性，凸显了“史实”的价值。

再次，杜甫虽将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和批判性，但残酷的现实使他又有所压制，显得更加理性，从而展现了锋芒中的韬晦。最后，杜甫采用近视角，叙述角度犹如现场采访，将自我“旁置”了，主动隐退在事件的背后，作为事件的记录者，并采用新闻综述的方式，客观真实地记录着发生的一切。不复有盛唐的飘逸神采，完全是写实的风格。充分彰显了杜诗“沉郁”的风格。

二、两幅哭图，营造浓郁的悲剧氛围

“今日之行人，明日之鬼队。”诗中首尾遥相呼应、对比强烈的两幅“人哭”和“鬼哭”图景既预示了“行人”的悲惨命运，又给诗歌营造了浓郁的悲剧氛围。在质感鲜明、描摹细腻的画面中，读者受到一股强烈的感官冲击力，也获得一份独特的审美体验。

诗歌开头，在烟尘漫天的咸阳桥畔，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人马杂沓。一队队被强征来的穷苦百姓，被迫放下锄头，脱去粗衣，换上戎装，配上弓箭，开往前线。这一出征，犹如蹈上死地，归来无望。这里全然不见为国征战的雄纠气势、奔赴战场的杀敌豪情。爷娘妻子面对这刹那间猝不及防的生离死别，奔走呼号，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一个“走”字刻画出百姓内心极度的焦灼、不安、愤怨。年幼的孩子扯着父亲的衣衫，柔弱的妻子拦住丈夫的道路，年迈的父母捶胸顿足，与儿子抱头痛哭。四个连续的动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情态，细腻入微，触目惊心。千万个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千万个家庭就此陷入因征战而丧失主心劳力以致老无所养、妻子无依的悲剧之中。

诗中既有对宏大场面的粗略勾勒，又有具体动作的细致刻画；既给人灰尘满天、人马混杂视觉冲击，又给人车隆马嘶、哭声冲天的听觉冲击。读来身临其境，令人撕心裂肺，彻心入骨。

诗歌结尾，在遥远的青海边的古战场，狂沙漫天，露出“无人收”的累累白骨，他们曾经是那样被亲人眷念、不舍的鲜活生命。“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也许此刻，家人还在苦苦地盼望着他的归去。令人极度悲痛的是，相隔万里的父母只能白发人送黑发人，望眼欲穿的妻子终究也等不到“行人”的归来。阴风凄惨，天阴雨湿，鬼哭凄厉，不寒而栗。自然环境的渲染更增添了凄惨的氛围。声声凄厉的“啾啾”鬼哭久久回荡在空旷阴冷的战场，这是对穷兵黩武的愤怒诅咒，是对客死异乡的悲叹不平，是对日思夜想的亲人的深情呼唤。读来令人凄恻，顿生悲悯之情。

“人哭”直冲云霄，“鬼哭”令人颤栗；“人哭”激愤高亢，“鬼哭”惨恻沉绵；“人哭”的悲痛欲绝似乎是为“行人”提前举行的葬礼。两幅图景遥相呼应，这一切正因“武皇”一念之间，导致人鬼阴阳相隔，着实令人深思。

三、三种形象，饱含博大的仁者情怀

杜甫的思想、精神深深地扎根在儒家界内，他以满腔的仁者爱心去拥抱满目疮痍的外部世界，把仁爱之心推广到天下苍生乃至天地间的一切生命，从而形成了博大、深沉的仁者情怀。诗人围绕这场战争塑造了三种形象：行人、百姓、君主。以忧国忧民的仁者之姿，表达了崇高的悲悯之心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行人”短暂一生的美好时光都在战场度过，被迫强征的“行人”只能“相看白刃血纷纷”。这场战争，20万无辜生命化成血水，白骨露野。“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能“头白归来”已为大幸。自古“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即便秦兵耐苦善战，亦待之如犬鸡。并非他们软弱、怕战，而是出征得太频繁，边战打得太久，寒冬腊月，也未休兵。他们被逼发出了“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哀嚎，怨愤之情油然而生。

“关山征戍远，闺阁别离难。”征夫离去，留守家园的“健妇”不仅要承担着繁重的农业生产，而且她也变成了“怨妇”的形象，“少妇城南欲断肠”，饱受思念之苦。家园败落，田园荒芜，县官仍催逼索租。不休战，何来男丁？没有男丁，何来收成？没有收成，哪来租税？一句反问，犹如一柄利刃，一下子就击中了统治者那无人耕作仍逼要租税的荒谬逻辑，字里行间喷发出了难以遏制的激愤之情。物质生活饱受折磨，精神生活更是备受摧残。为“生男”而担忧，为“生女”而庆幸。“生男”重蹈“行人”的命运，埋没荒野；“生女”还可嫁给“比邻”，然而“比邻”又何在？即便嫁出，也会重蹈“健妇”的命运。此“生”与“死”又有何异啊！如此反传统的自慰之词，正是战争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底层百姓发出的哀嚎、怨恨、悲苦、无奈之音。

“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批判矛头直指奸相宰臣，而“开边意未已”的“武皇”，对杨国忠谎报军情不做任何追查，对边将拥兵自重毫不制约，对国家存在的危机更是视而不见。唐玄宗的昏聩放任，最终酿成四年后的“安史之乱”。杜甫喷发出满腔的忧愤之情，表现了其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对历史进程的准确预见。面对如此昏聩的君主，他大胆揭露，主动干涉，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和批判性。而这似乎有违君臣之礼的背后，恰是杜甫“忠君”的表现。杜甫的忠君与爱国是一体的，其忠君的实质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目的是实行仁政。

这场战争关涉诸多人物，诗人都给予了热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