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贺云翱，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创始人。贺云翱教授年2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入南京博物院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年参与创办学术期刊《东南文化》并长期担任编辑部主任。年主持创办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并担任负责人。年回南京大学任教。（引自百度百科： 　　宝应是扬州市最北面的一座县城，它和位居其北的淮安市的地理联系甚至超过它和行政主管地扬州市的关系，它有相对独立建构“自我”的条件和使命，它可以发挥更大的地域性组织和联络作用，当然由于它离扬州较远，其工业化程度和经济“营养”获取条件要弱于江都、仪征甚至高邮，但往往最有活力和内生能量的恰巧是“边缘”，宝应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充分利用“扬州”和“淮安”两个大城市的优势，加之它和周边金湖、建湖等县城在历史上本来就有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它依傍京杭大运河的区位优势和保留着历史原状的文化优势，这使它有条件成为一个地域性的文化名城、旅游名城、生态名城。“千年运河古城，绿色江淮宝地”是它珍贵的品质和天性，用“市场化”的语言说，它有着独特的文化品牌价值和无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潜力。

宝应老县城探访记（二）

宝应县境内早在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有先人在此活动。到汉代时称平安县，后改称安宜县，唐朝上元年间，因有真如尼于县境获异宝供献于朝廷，唐肃宗特地为之改元称“宝应元年”，于是县名也改称“宝应”，此可见宝应是名副其实的“宝地”。史书中说它是“土田肥美，津渠萦绕，南北纷争，为粮馈取给之地”。表明自古它就是以农立县、农业发达之地。而由于它依傍南北京杭大运河，县城所在又因此成为工商业繁盛之处。早在中国的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就讲到与宝应相关的一段路程：从淮安府——宝应州——高邮，其中说到我的家乡“宝应州”时有这样的描写：

“走了一天路程，当夜幕降临时，来到一个名叫宝应州的大城镇。居民信奉佛教……居民使用货币，都是大汗的百姓。他们靠工商业维持生活，丝产量很高，并且织成金钱织物。生活必需品极为丰富。”（《马可波罗游记》第66—67章）

是的，这里有大量的水产品、农产品、丝棉织品和各种手工艺品。今天，宝应莲藕、泾河大糕、宝应黑菜还被我戏称为“宝应三宝”。

现在，年春节的第一天，那座位于京杭大运河东岸并受唐代皇帝青睐过、被马可波罗记载过的千年古城宝应老县城就在我的眼前，我站在大运河河堤上可以俯瞰全城，鳞次栉比的灰瓦屋面使老城区保留了浓厚的古典情调，如果四周的城墙和城门未被拆毁，它看上去就像山西平遥古城那般状态。少数的年以后新建的楼宇打破了明清街区建筑柔和的天际线，显得不那么协调，然而，城市是活态的，新的与旧的总会交杂在一起，代表着它不同时代的足迹和风格，可惜的是那些新的建筑没有多少文化品味，大多数如火柴盒般的傻冒形态，只是其外部色彩都是惊人的刺眼，似乎它在用外表的光鲜遮掩其内在精神的缺失，以表明它在旧城区中属于崛起的新贵。

我和童年般那样，选个位置坐在大运河堤旁，看着河中南来北往的运船，船头插着欢度新年的红旗，船仓处有春联和红色的灯笼，船民们在流动的“家中”一样感受春节的欢愉。大运河是中国先人创造的奇迹，古老的宝应县城也是运河的骄子，历史上曾享受着大运河带给它的交通的便利和物资的繁富，《马可波罗游记》中说，途经宝应的南北大运河是这样一种交通线，它“是由许多河流、湖泊，以及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组成的”，“大运河这样宏伟的工程是十分值得赞美的。然而，值得赞美的不完全在于这条运河把南北国土贯通起来，或者它的长度那么惊人，而在于它，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沿着运河两岸，也同样筑有坚固、宽阔的河堤，使陆上交通变得非常方便”。

真的，在京沪高速公路开通之前，我每次从宝应到南京，或从南京到宝应，自扬州以北走的路线都是在大运河堤岸上，小时候从农村家中进城时，也时常从运河堤下的小路步行，一边走，一边观看着河中的各式船只和起伏的波影，真的好惬意。即使在今天陆路交通发达的景况下，大运河上繁忙的船只还是显示出它恒久的地位和活力，水路运输毕竟还是迄今最为价廉或低碳的物流方式。

宝应老县城探访记（三）

宝应老县城中有许多古街古巷古宅、古河古桥，还有文庙、朱家祠堂、周恩来少年读书处等，更有数不清的老地名，它们记录着一座古老县城的历史格局、空间功能、生活形态和运动方式，记录着大运河与傍河而立的都市关系，记录着许多令人叹息的人物和事件。陈琳、邓艾、袁术、荀羡、晁补之、韩世忠、乔莱、刘宝楠、周恩来等历史人杰在这里留有生活的遗迹。

兔年初一的傍晚，我从运河堤上走下来，寻访老县城的玉带桥、仓桥，又从县南街拐进水巷口，来到“周恩来少年读书处”，这里原先是周恩来外祖父陈沅的宅第，18间清代建筑大体上还保留了原状，周恩来9岁时曾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并与长他16岁的表哥陈式周同窗共读，据说后来当上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谈起在宝应县城的这段美好时光。

然后我走到老县城的中心地：鱼市口——大新桥一段，这里保留了20世纪60—70年代的风貌，自我记事起就是这模样，特别是它的东北角，小时候从北门大街进来，每次都在那里看小人书（连环画）。那时读小学，进城时妈妈会给我一毛钱，说一半买吃的，一半看小人书，每次我都把一毛钱全看了小人书，这样才可以从早一直看到晚，傍晚回家时，肚里的那种饿还记得很清楚。所以，这次我在这几户人家门口特别多看了几眼，那房子的形状甚至还有几棵树的位置都没有变化。在夕阳中，我走进窄长而古老的北门大街，再走到北门外大街，走到“铁桥口”，去寻找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泰山庙、泰山殿，可惜寺庙重要的建筑几乎都没有了，只有一两处偏殿也被住家占用了，有趣的是，我在北门外大街尽头处的一堆垃圾下，竟然看到一块石碑砌在墙体上，碑上面有“泰山××”的字样，那肯定是一块古碑，只是下半段还埋在垃圾中。

宝应老县城北门大街和北门外大街长达数百米，尺度、外形、房屋的整体风貌和几十年前相比都没有大变化，那样子应该还是清代的吧，只是路面的石板被换成了水泥的，还有就是房子的门口墙面多被改造了，房子的破损也较严重。特别是大新桥西北角曾经热闹非凡的“百货商店”竟然和我往年见到的一样，可惜在几年前的一次火灾后就变成了无顶的“废墟”，这一放几年任其残破而无人过问，其中原委让人颇费猜想。老城的衰落有时或许也是人们有意促成的吧！

宝应老县城探访记（四）

年初二下午，在宝应县博物馆馆长也是我的老朋友季寿山先生的陪同下，我再次往老县城寻访。

我们先去城东三元巷看“刘氏五之堂”，这刘氏曾是明清时期宝应的望族，清代“扬州学派”巨子刘宝楠或是这刘家的一支。现“刘氏五之堂”的五进建筑大体完好，只是已被多家住户分割使用了。记得在过去看书中曾见到宝应刘家有一叫刘文兴的，是民国“考古学社”的成员，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在辅仁大学研究所工作，他曾撰文说“宝应有二刘，居于城东者曰东刘，即吾家，明初自苏州迁宝应；居于城西者曰西刘，即又徐先生家，宝应土著也。西刘渐式微，邑人多误以为一家，非也。”现在我们看到的“刘氏五之堂”应当便是刘文兴先生所讲的“东刘”故居吧。

离开“刘氏五之堂”，又去姜家巷、朱家巷、小石头街，然后去看“朱氏祠堂”。祠堂刚维修过，在维修中发现了梁架上的彩画，应是清代遗存，看上去色彩鲜艳，弥足珍贵。这朱家巷和朱家祠堂都记录着明清时期宝应朱氏的繁盛。离开朱家，去看文庙，文庙所在现在是一所小学，不过两幢古建筑保存的不错，又新修了大型木牌坊、石牌坊、泮池，可是让人不解的是，文庙前一块清代康熙年的古碑却倾倒在那里，还有在修泮池中发现的一些断裂的清代石栏板竟然被用去铺地，这让我想起什么叫“尊重文化”这个词。多年前在宜兴调查古桥，发现明清人在修古桥时会尽量保留着过去桥上的旧石材，哪怕是断石残碣，也在维修中不予放弃。而现在许多维修文物的匠人，会把过去的原材料弃置不用，改以现代的材料，这真是让人极难接受，需知，古建筑上每一块前期的材料都代表着一段生命和过程，你把它放弃了，就等于“草菅人命”啊，这哪里是维修文物，说严重一点，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破坏行为”吧。文物维修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敬业精神，尤其需要传承文化的使命感，需要敬畏先人和珍惜历史之心，需要细心、精心和小心。现在许多文物会由建设部门主持维修，这可能与经费的来源有关，而建设部门的一些建筑队伍可能缺少文物专业人才，有的甚至缺少传承和呵护文化遗产的职业神圣感情，结果会造成好心没有把事情做好。这种在保护中“损坏”文物或者说是“好心办坏事”的现象在全国见到过许多，它与不重视文物专业人才的配置、不重视文物修复的科学性、严肃性、唯领导意志是从、唯利益关系是从有很大的关系。

离开文庙，我们又去小新桥（广惠桥）、南门街、发财巷等，见到一些清代的民宅在大门、支摘窗、槅扇窗、屋面、山墙等许多部分都还保留了原状，当然乱搭乱建的现象到处都有。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老建筑空间不敷使用，不搭建确实是容纳不下那么多新增人口，这也是没办法的实情啊！

宝应老县城探访记（五）

大年初三上午，我去访问宁国寺，朋友和我说，那是一座新建的寺庙，没什么可看的，可是我总感到它在县城里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场所吧。

宁国寺位于宝应老县城东门之内，现有的建筑确实是新建的，有大雄宝殿、藏经楼、方丈室、观音殿、舍利塔等。游客不多，其建筑格局比较怪，大门朝东，又有北门供车辆进出，天王殿、藏经楼、方丈室等都不在中轴线上，西南角还建了一个城隍庙，这可能是受场地限制而形成的吧。在寺庙的宣传栏里，有许多介绍星云大师的资料，让我想起几年前曾在宜兴大觉寺与星云大师及他的一批弟子们有过交流的机会。俗世与出世在人性和事理上是相通的，她们都追求真、善、美、爱，只不过出世者受用的是另一种方式，而俗世者时常会在真、善、美、爱与假、恶、丑、恨的现实和心境中受煎熬罢了。

我看到的宁国寺确实都是一片新建筑，几乎找不到一点儿历史的印记，除了它的名称或许还有所在地点吧。然而它却是宝应县历史上的一座名刹，初建于唐，后来代有修葺，最终不知毁于何时，前些年才有机会复建。人们大鱼大肉吃多了要生病，市场化的社会又增加了生活的风险和尔虞我诈的机率，于是人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安顿他的心灵，许多宗教场所在这个背景下近年来得以重建。过去，有的人把宗教视为豺狼虎豹，唯恐毁之不及，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身心需求是复杂的，把宗教当作迷信而予以完全否定和排斥，这本身就违反了人的科学，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宗教的意义或各种准宗教的表现形态仍然是人类健康、和谐生存的必备条件。不仅佛教如此，还有儒学及其表达场所（如孔庙即文庙），仍然应当恢复它原有的文化活力，几千年的民族文化认同被否定了，社会会变成一盘散沙。一个只相信金钱和物质的民族绝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有崇高政治信仰的社会成员毕竟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不多，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是普通民众，更何况还有大量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地区的大量人口，如果不能建立一种属于中华儿女共同的社会文化认同、文化信仰和文化伦理，随着物质的日益丰富，我们的麻烦还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主张应该复兴、传承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及文明，结合国际上的先进文化，诸如民主、法制、公平、公正、科学、自由等，包括我国近代以来形成的社会先进理念，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低碳社会、科技创新等等，融会成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但前提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要为主、为根，放弃自我文化，一味把异国异族文化当作根本，这只能导致文化断裂、文化迷茫、文化缺失甚至是文化沙漠。

走在宝应宁国寺里，我还想起一个问题：这寺庙在重建中为什么没能发掘、保护、展示它的历史遗产？再一想，这种现象在全国许多寺庙都存在。走过许多地方，不少寺庙都会说自己初建于汉晋或唐宋，是千年古刹，可是我们在它那里却见不到任何可视的实物证明，以宁国寺为例，刘文兴先生在《考古》第6期（年6月版）上曾说，清代道光年间的朱士端先生曾著有《宝应宁国寺宋砖跋》一文，跋云：“宝应宁国寺，建于唐贞观年间，道光丙戌，大殿火灾，至癸卯年，邑人捐赀重建”，在清理墙址中，于败垣中得古砖，砖上有铭文，如“淮安州××”、“平江府”、“高邮中军”、“宝应右军”、“泰州前军砖”，铭皆正书阳文。朱士端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宋代时重修大殿的遗物，并对古砖铭文所涉史实做了考订。与此同时，在砖铭中还发现疑似“杨州”二字，遂推定其或为唐代旧殿所遗。依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宝应宁国寺在前些年复建中，能够辅以考古工作，必能获得诸多重要发现，那样既能保护一批文物，使观者生礼敬之心，又能为寺庙文化建设和文脉传承找到切实依据，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如果寺庙也变成一片功利心，只求速成，不求对文化的追求、传承和崇仰，那么只能让人去叹息了！我以为，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的统一要求下，国家和各级文物主管部门与宗教管理部门要达成协议，凡在古代寺庙遗址上重建寺庙的，必须先期进行考古发掘，大部分出土文物待考古部门完成报告后并应留存于寺庙供永久展示，这样可以推动我国宗教考古和宗教文化研究事业的发展，以免我们一提到宗教考古，总觉得不如海外国家，甚至远远落后于东亚日、韩等国。

宝应老县城探访记（六）

新年期间，我和当年的中学同学谈起了20世纪70年代在宝应县中学读书的日子。那时我们是宝应县中学的高中（一）班，在高中10个班里，我们的各门课的老师大多是教研室主任，而我则是（一）班的班长。那时我们的教室外面有个假山，山坡上满是翠竹，下课时我们喜欢从小径登上山去俯看整个美丽的校园。可是现在的校园、教室、小山、竹园都已面目全非，不仅如此，连校名也被改掉了。教育市场化的做法同样会对文化传承造成伤害。可能我们会以为，把全县最优秀的教师、学生聚在一校，每年能考上几个北大、清华，考上几十个复旦、南大、浙大就成了基础教育的辉煌业绩和市场品牌，但是，基础教育的公平、公正和对全民素质提高的作用便在这教育市场化的喧闹中受到了摧折。“钱学森先生之问”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但教育的功利化、市场化，教育目的的片面化无疑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我不是为我们曾经读书的地方如今被改头换面而婉惜，而是真心地感到宝应初、高中教育的市场化路径是否要值得认真检讨？因为在我和家乡许多老师、学生、家长的交流中，他们都对现状表达了不满和忧虑。

春节在家乡几天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期间还要去给老师、母亲扫墓，去看望师母、亲戚和老同学，为了能更多地了解宝应老县城，在回南京的最后一个上午，我只能叫上一辆三轮车，让师傅带着我走街穿巷，我拍下一座又一座老建筑，记下一个又一个老地名，无论是它们多么残破，多么生疏。我怕它们会在政府的开发中消失，会在市民的改造中变形。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的一种记忆，前些年在南京举办第三届世界遗产论坛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说过：没有记忆的人是植物人，没有文化记忆的城市也是“植物性”城市。是的，“记忆”是一种文化，而且是文化积累、传承、创新的最重要的条件，无论是人还是城市，离开文化的积淀和滋养，离开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它也就成为一个徒有其表的“失忆者”。所谓“宜居城市”除了良好的生态、交通、公共服务等之外，首先应该是一个富有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的城市，宝应老县城保存着悠久的文化，它是一个地区文明的凝聚和积淀，是中国大运河文化的一个缩影，它的整体性价值远远还没有得到认知和展现。据说，我的朋友、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汪永平先生前几年已应邀为这座老县城制订了保护规划，但规划迄今却还停留在纸上，无法得到落实。

我希望还应该为这片老城制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对历史遗产而言，保护和利用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我知道，宝应县和苏南市县相比，还是一个不够发达的地区，目前政府的施政方向主要还是提升GDP和经济实力，主要还是解决民生的物质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相信，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发展趋势的不断深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显现，正如国内外很多城市的主政人所言：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尤其是城市型、街区型的历史遗产仍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它的深厚的文化生命力将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和巨大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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