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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邵伯烟火万家，行旅如织，经济相当繁荣。但“生密既繁，必有贫而不能自存者”，同时，由于濒于河，夹岸皆大湖，每遇夏秋雨水泛滥，淮水乘势南下，常常会发生洪涝灾害，灾民流离失所，其状惨不忍睹。为扶贫、济困、救灾，在地方官员的倡导下，邵伯士绅以“吉人为善”、“利人济物”为己任，自发组织起各种民间慈善组织。普济堂（同善堂）雍正七年（）在江都知县胡仁济的倡举下，由邵伯士绅蒋騄、许之琦、周士灏、蒋继贽等人在镇北法华寺侧的多宝馆创办了同善堂，负责“赈粟、给絮、施药、助棺槥、揜骨”等善行。其经费来源主要是从商市中以每一厘助一文来筹集，不足部分再由倡办的董事们以补其乏。雍正九年（）江都县分设江都、甘泉两县，邵伯隶属甘泉。这一年秋，邵伯又遭水涝，民多冻馁，商业萧条，人无生计。甘泉知县龚鑑重新措置经划，由许之琦、蒋继贽、周士灏、徐浣、蒋继喻、蒋之荚、蒋之莘、龚叙九、许之增、潘光灼、周士沅等人组成同善堂董事会，并多方劝输筹资。但每月从商市中仅募得十数缗钱，常数无多，董事诸人亦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贫待食、寒待衣、病待药、尸待殓、水火之灾待拯救者却日益增多。正在他们感到难以为继的时候，于雍正十年（）从襄阳调来的扬州知府尹会一踏访来到邵伯，目睹灾民罹难水厄、嗷嗷待哺之状，于心戚戚不安，便与龚知县出面，向社会各界募集银余金、衣余领，解决了燃眉之急。此时，尹知府又考虑到邵伯是个常年水灾泛滥的地方，同善堂既无定址，又无常产，终究难以承担起赈灾的重任。于是，他将药王庙僧人的官田拨出亩有零作为堂产，自己又捐出俸银两，购得万缘庵庙旧地，计门房3间、大殿3间，另有东西厢房及寮、庖、湢等辅助用房共20余间，经修缮一新后，以“同善堂”名书于额，交付使用。第二年，盐政高斌从裁存的火伙、舟车费内岁拨银两作为日常经费，以资赈灾。乾隆元年（），郡人黄履昴慷慨解囊，从元年到五年每月捐助30两共两，后又于乾隆六年（）五月一次捐助两存典生息，作为善资。里人许华生也在同善堂前造桥，以利行人。有了固定的施善场所，又有了较为雄厚的施善资金，甘泉知县龚鑑便于乾隆元年将“同善堂”改为“普济堂”，意为已经能从最初的同举善事发展到普济贫困了。道光八年（），普济堂毁于火。后由镇上士绅募资重建，吏部主事王桂撰记勒石，并定章由士绅们轮值管理。博爱堂嘉庆十四年（），邵伯里人在蟾宫巷捐资公建了博爱堂，主要承担给本镇嫠妇、残疾以钱文，并兼设义学，施助医药、棺槥、埋骸等公益善举。当时，已乞归还乡的徐寅亮将此事告知扬州巡盐御史阿克阿当，请阿公能襄其成。阿公听了徐寅亮的禀报后，“闻事而伤”，在他内心激起了波澜。原来，阿公出身贫寒，自幼失牯，家中地无一垄，房无寸椽，只靠寡母与叔母两嫠妇日事鍼纫，从资赡给。后来，阿公得通仕籍，生活这才发生了变化。但每忆昔时之苦，仍不禁“涕泪横堕”。现在看到邵伯频年河水泛滥，回庐凡为巨浸，满目灾黎，感到此善举不可不力助之。于是，当即捐出俸廉银两，并表示待以后有宽余时，仍当续赠，使博爱堂得以继续运行。后来，除募捐收入外，还议定以豆厘收入用来资助博爱堂。未几，豆业萧条，所施各义举遂停。文德堂初设镇东佑圣观，主施惜字、埋骸、收婴、助药、义扛水龙等善举。道光八年（）丁彝鼎独自捐助在佑圣观之西新建文德堂，发放恤贫月米。咸丰三年（）与六年（），太平军攻陷扬州诸地，邵伯镇作为南北交通要冲，难民糜集，多时达数千人之众，留养、资遣费用甚巨。丁彝鼎与徐彦林两人共捐银两，不仅解决了这些难民的衣食费用，还广雇乳妇，哺养遗婴，同时又区划坟地，将沿途男女积尸分别掩埋，为之立碑。在这些难民中，有孤寡无依者余人，岁需大米余石，丁彝鼎与其弟丁彝典续捐市房3间、田亩，镇人吴西宜、刘振远各捐田亩，张义和捐庙房住房一所作分堂，以解其难。文节堂道光二十年（），由镇人周在隆、丁呈瑞创立。周在隆捐助镇北街空房一间（作为办公地点）、水西乡田亩有零及浴室市房一所。丁呈瑞助银两，又购得徐、谢两姓门市房租赁作为文节堂的经费来源，专施给本镇儒、寡钱米，后改为按节散发月米。光绪年间，周在隆等人在堂右建节孝祠，春秋由绅耆主祭。留养所嘉庆十四年（）十月，诸生蒋沅，监生吴兆祺、史煜、徐元桂、毛克惠等人在镇南高家庄建留养所，专收养贫病无家可归者。妪栖所咸丰年间，邑人苗澍在神路南捐建妪栖所，负责收养贫苦妇女无依者，并禀请两淮盐运使司月给钱30千文作为经费。接婴堂镇人杨澍于光绪八年（）捐资在矢巷创设接婴堂，禀报两淮盐运使司后，月给钱60千文作为费用。后因弃婴逐渐增多，经费不敷，才改由城堂管辖。朱毓麒（海流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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