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炤（照，生卒年月不详），字烛九，别号席帽山人，江都邵伯人。史炤祖父为明末平乱边臣，父史以甲弃举业而从医，名闻一方（详见本书《一代名医史以甲与他的〈伤寒正宗〉》）。史炤从小受家庭熏陶，喜爱读书，尤嗜古笃学，卓有家法。他淡于进取，与宗元豫、汪懋麟等名士交善，常娱情诗酒。（百家号：江都史话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史炤为生活计，馆于某氏。某以墓志故，欲敦请江西魏禧先生撰写。史炤得知后，索其行状，走笔为之。后魏禧阅其文，大惊曰：“此一代巨手也，千金不能易一字。”魏禧因见史炤文章奄有左、史、八家之胜，便欲与之结交，史自然答拜而谢。乙酉（）后，满清入主中原，激起了士子们的亡国之恨。尤其是令人刻骨铭心的“扬州十日”，清军的残暴，史可法的忠义，更使有着忠爱教养、清狂习性的史炤发誓决不附庸清朝而剃发，从此避居楼上，不履街市一步，终其一生，以示自己的气节与操守。在历史的大变革中，史炤尽管毫无回天之力，但却毅然用手中之笔为后代存史。在楼上生活期间，他博览群书，专门留心乡里故实，搜集明季遗闻逸事，专心键户著书。无论盛夏严寒，他数年如一日，均篝灯弗辍，先后著有《席帽山人集》4卷，《见闻识余》二卷。其父《舆地书》未完稿，他乃本父意，东起辽阳，西抵嘉裕，北起云中，南极滇，以都省分衭，著成《方舆概》15卷，以续承父亲未竟事业。在避楼写作的日子里，他将自己眼中的泪、心底的血、胸头的恨，全部倾注笔端，充分体现了至死不屈的遗民精神与品格。史炤在悼念好友宗元豫的《宗子发哀祠》中写道：“乙酉以后，子发以家仕于朝，故绝志开禄。避地昭阳之师古潭，兀坐一小楼，寒暑旦夕诵读不绝，潭上居者，不窥其面且三年也。”“及子发殁”，“而故人又多贫，不能出赀为费，如炤者，其贫又甚，不克执绋以从，可愧也！”只能“以辞哀之”。此文虽为悼宗子发而作，但在字里行间却隐然可见史炤本人的影像。（百家号：江都史话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史炤在《杏隐郭先生哀辞》中，写杏隐先生的医术仅有短短的四行字，而其余大量篇幅则写他在扬州屠城中的悲惨遭遇：“乙酉之变，师临城，而先生之母惊悸以死。后师入城，先生父缒城堞死之。其伯兄之子方七龄，披惊以去。当是时，围城城破，熛火锋刃所杀伤，横尸枕藉，先生于仓皇窜伏之顷，营其两亲之殡”，“先生行往求其子在师间者，雪涕鸣咽，丐食而前，闻者为之悲哀，遍历营伍……罹于危险者数矣”。后来，他又作长篇哀辞以悼。史炤在文中对清军“扬州十日”的残暴给予了无情地揭露，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史炤搜集到明清学者费密的《荒书》，专门为该书作序。在序中他写道：“先生少负奇伟之才，捍寇御侮，亲戎车，乘壁垒”，“乙酉之秋，举什邡之义旗，骇白贼之兽心。于斯时也，横尸千里，土旷不闢”，“先生居广元左右，参赞戎行，戮力苦心，欲悄遂其悃忱而安定蜀人也”，后“身既无所用于世，退而论著，其所阅历……千古之下，是非忠奸黑白于此辨矣！”“史炤读之，爽然太息焉！”序中既有对暴行的揭露，更有对费密的赞叹，而其对后世的展望则溢于言表。在《方舆概》序中，史炤写道：“奕世未远，遂不保其版舆，重为后人所太息。何哉？且夫天下之形势自若也，必资勇者守之，能者安之，智者谋之，贤者养之。无与为守则隙生，无所与谋则百务不举，失其安则散，失所养则离。四者相仍，而祸乱之萌从此长也。予因采《一统志》名山、大川，录而存之。汝小子炤其次第焉，以毕予志！”文中展现了史炤对保其版舆一统的拳拳之心。史炤其贫又甚，他的著作只能藏付箧中，束之高阁，一直不能付梓。其之所以能遗存至今，这中间还经历了一段曲折。对于史炤的著述，后来“匪直士林中，罕有知者，即余族人亦数典而忘其祖矣”。幸亏有一位仰慕他的同乡薛凤翔闻之原委，不禁感叹曰：“身后之名，殆有命焉”，“自古以文章荣世者，虽其蕴藉使然，亦显于利达者居多，而荒江寂寞之士，纸窗竹屋，穷年攻苦，每以居下处幽，声名不出里，其所著撰，或以无力授梓，遂致散佚”。于是，薛凤翔挺身而为，着手进行抢救，千方百计搜集这位同乡前辈的著作。（百家号：江都史话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据薛凤翔所言：“山人稿初藏于徐氏，后私于姚氏”，“余从姚氏索观”，复为姚氏携去，“未能钞也，私心怏怏十二年”。后来他与好友、馆于姚氏家的沈芳杜私语，沈亦有同感，跃然曰：“是当亟命予徒检出，各抄一个？，以传山人。”二人齐心合力，这才“挟其册，存其手泽于一线，用是嘉惠后生”。而《方舆概》，据薛言，“见于王氏，主者居奇索厚值”，时不能得，几经周折才“复归于余，得窥山人全豹”。史炤之著作由此流传后世，真是“厚幸也夫”！（朱毓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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