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奭（生卒年月不详），字寿平，号寰园，清初邵伯人。顺治十四年（），史奭中举。这一年的丁酉科乡试，发生了惊动朝野的所谓江南“科考舞弊案”，并由此改变了史奭的人生道路。此年丁酉科乡试，翰林院侍讲方猶为主考官，编修钱开宗为副考官。发榜后，舆论大哗。好事者不仅以诗以文讥讽考官循私，而且还写了《万金记》传奇杂剧加以诋毁。所谓“万金”者，“方”去一点为万，“钱”取半边为金，暗喻考官受贿舞弊。（百家号：江都史话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给事中阴应节向顺治帝参奏：丁酉科江南科考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方拱乾之子，与钱开宗系同宗，请立赐提究严讯。其实钱为浙江人，方为安徽人，二人根本没有宗族关系。顺治帝听信流言，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当即准奏：“方猶、钱开宗并同考官，俱着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并分别于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十六年（）二月召名中举者进京，由其亲自主持二次复试，以核真伪。复试时，考场设在朝廷大殿，士兵佩带刀剑站立两旁，各式刑械器具放置堂上，杀气腾腾，如临大敌。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众考生心理失常，未能考出正常水平，江南才子吴兆骞竟然交了白卷。第一次复试的处理结果是：除吴珂鸣一人钦定复试第一，准同会试中式者一体殿试外，其余有汪溥勋等74人仍准作举人，但不得参加戊戌科的会试；史奭等24人亦准作举人，但罚停会试二科；革去举人15人。第二次复试又革去举人8人。顺治帝施行严刑峻法，共有23人遭刑责40杖，籍没家属流徙宁古塔。两名主考官皆斩决；18名考官除一人已去世外，皆绞决；所有考官的妻子、家产皆籍没入官。这一江南科场案，正如后来一些有识之士所说：“方之丁酉科场，惨酷正等，士大夫之生命之眷属，以借为徙木立信之具！”史奭为正直之君，眼见“流言杀人”，从此对朝廷失去信心，绝意仕途，一心在家乡从事公益事业。邵伯地处南北水陆孔道，行旅如织，百货屯聚。扬州钞关以为有利可图，每有苛役下乡，往往违禁私征，连本地所食用的米鱼虾柴草，陆路往来的乘骡挑担之人，亦横索敛取，稍不遂意，则诬以漏税，行旅贸易之人皆苦之。史奭把这些实情向郡城有司进行陈诉，使征敛在一次程度上得到了缓解。邵伯镇上里役不均，百姓意见纷纷，甚至引发了邻里的矛盾纠葛。史奭调查后，提出了挨户轮推的办法，公平承担，简单易行，从而化解了这一长期不能解决的矛盾。（百家号：江都史话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邵伯上承高、宝诸湖，每当夏秋两季，常常洪水泛滥，灾民无数，其流离失所的惨状目不忍睹。史奭每每委曲调剂，慷慨资助。当“捐囊槖不足”时，他便“易产”以捐。人们都怜惜史奭，而他则坦然地回答：“我只是在践行我父亲的意向也！”但是，捐钱捐物只能暂时解决灾民的生活，却不能改变他们受灾的宿命。史奭又下定决心，要从根除家乡水患着手，做一些更有实际价值的事。从此，他一面广泛涉猎前人有关水利方面的著作，一面又沿运河进行走访调查，特别是在灾后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根据自己的见解，先后写出了《漕河考》、《淮扬水利图议》、《周桥翟坝议》、《沿海水利图议》等文章，交给州、府各级官员作为治水时的参考。其中他的《运河上下游议》一文，就被收入清廷的《皇朝经世文编》第卷。点击在《运河上下游议》一文中，史奭提出：“有关河防水利者，惟运河为大”，而其中最险要者“则自邵伯金家湾起，北至露筋界牌止，计堤四十余里”。运河“须分三路之水而治之”，“上流不治，则来水无穷；中流不治，则蓄洩无方；下流不治，则水无去路”；“上流者，高堰周桥翟坝是矣，高堰宜帮阔，周桥不可开，翟坝宜筑坚，则淮水不致旁泄”；“中流者，自淮扬运河漕堤是也。金湾闸尚窄，应开通开阔，再将陆漫沟以北开一二闸，使运河水势南北分泄”；“下流者，下河七邑，河路俱开通深阔，水有去路，入江入海畅通”。这些真知灼见的背后，又饱含了史奭的多少汗水与艰辛！史奭助其父核定《文献通考钞》，自己著有《历代选举考议》。朱毓麒（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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