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第二章《伯仲句兵：戈戟》

说完卜字戟，再说说丫字戟。丫字戟无论是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考古发现的数量上都远逊于前者。不过，对整体式铁戟的出现和演化过程来说，丫字戟的形制变化倒是能够起到一个较好的说明。

典型的丫字形铁戟出土自河南保安山2号墓，此墓属于西汉前期的墓葬。而这件出土铁戟延续了上述东周晚期的丫字形外观这一特征，不过其戟刺和戟胡都更加修长，且两者的夹角更大，达到近度。在时代稍迟的广州南越王墓中也出土过一点类似的丫字戟，不过其戟刺和戟胡的夹角略小。

除了上述两种出土丫字戟外，还有一种铜质的丫字戟。这种丫字戟只在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大墓中出现。比如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出土的这种铜戟。此戟器型巨大，戟刺与戟胡的夹角介于东周丫字戟和上述两种丫字铁戟之间，并略带向下的弧度。戟刺下刃和戟胡上共有3个孓刺，横枝下刃上也有1个。整个戟头用华丽的错金银装饰，横枝上配有鎏金铜柲帽。

雄戟

这种铜戟很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雄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子虚赋》：“建干将之雄戟。”司马贞索隐引《方言》中说：“戟中小孑刺者，所谓雄戟也。”另外东汉中期史岑的《出师颂》云：“乃命上将，授以雄戟。”这说明雄戟是一种贵重的仪仗器，结合前文所述，恰好与铜质丫字戟的形制细节以及出土墓葬的规格相吻合。

从形制上看，丫字戟是东周末期铜戈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原先和胡呈度夹角的戈援变得更加上翘，进而变为倾斜刺出的戟刺。这样戟刺便兼有了刺击和原先戈援的功能，因而省去了原先铜戟上单独的戟刺。与此同时，戈胡和刃内变得更长，分别变化成丫字戟的戟胡和横枝。这一点在铜质雄戟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铁质丫字戟则进一步增大戟刺和戟胡的夹角，省去了刃部的曲线和孓刺，这样在强化了刺击功能的同时，降低了制造难度，可以说是一种利于大批量制造的改进。

在分析了丫字戟的形制变化之后，再来看卜字戟。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卜字铁戟是东周后期浑铸铜戟的延续和改进，而丫字戟则是卜字戟的一种变形。笔者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上述观点中，卜字戟的戟刺直接延续了浑铸戟的戟刺部分，而浑铸戟中戈内部分则与钩距、孓刺等其他部件一并被省略，只剩下戈援演化成了卜字戟的横枝。

然而，我们从卜字戟的装柲方式可以看出：卜字戟的横枝穿过戟柲固定，正如戈内穿过戈柲来固定。这样的横枝与其说是戈援的延续，倒不如说是后期铜戈上刃内的延续。至于说戟刺，我们再对比一下丫字戟的形制和演变就可以看出，卜字戟的戟刺与其说是浑铸戟戟刺的延续，倒不如说是铜戈的戈援与戈胡的夹角扩大到度，以至于两者连成了一条直线，这样卜字戟的戟刺便产生了。

铜戈向丫字戟和卜字戟演化

至于说丫字戟，这种戟出现的时间和卜字戟一样都在东周后期，相较之下并没有明显的先后之分。况且两者同样演化自铜戈，丫字戟的形态反而更具“过渡”的特征，因此说丫字戟是卜字戟的变形的观点，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也是站不住脚的。

除了卜字戟和丫字戟，汉代还有一些造型怪异而难以归类的戟头。比如江苏徐州市奎山11号汉代前期墓中出土的一件铁戟。这件铁戟的戟刺既不像卜字戟那样垂直向上伸出，也不像丫字戟那样侧向斜上伸出，而是背向横枝弯曲，整体呈弯刀的形状。其横枝虽然也是垂直于戟胡伸出，但是横枝的上刃呈弧形，与前述的两种戟并不完全一样。类似的戟在广州龙生岗东汉前期墓中也出土过两件。这两件戟为铜质，其戟刺与之前奎山出土的那把类似，不过其横枝是向下弯曲的，显得更加怪异。上述这三件戟，器型都很小，后者还是铜质的，应该都不是实战兵器，而且数量很少，不具备典型性。从出现的时间来看，它们也许是卜字戟和丫字戟特征结合的衍生物。

江苏徐州奎山11号墓出土的铁戟

以上说的都是装柄使用的戟，而汉代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戟，那就是手戟。

《释名·释兵》云：“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擿”有投掷之意，就是说，手戟是一种既可以持握又能投掷的兵器。不过，除了文献记载之外，至今尚未发现能确定为手戟的汉代文物。但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寻，汉代画像石中就有手戟的形象资料。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前室北壁中段有一幅蚩尤图，其左手就持有手戟。在此墓前室北壁横梁上，另有一幅神兽持握手戟的图像也很生动。

持手戟的神兽（沂南汉代画像石墓）。

兰锜图

此外，汉代画像石墓中的兰锜图上也经常出现手戟。兰锜就是武器架，其上放的都是刀、剑、矛、戟等常用兵器，手戟与它们并列，说明它也是一种汉代常用兵器。

以上三幅图像所画的手戟，都属于卜字戟的形状，只是前两者属于卜字戟的变形，而后者是标准的卜字戟。由此可见，手戟并不装柲，而是在戟胡上面缠绕丝麻供手持握，末端可能有穿孔，以便悬挂饰物。另外出于手持的需要，手戟的戟胡和横枝的下刃不能开刃。除此之外，其形制与传统的卜字戟完全相同。

如上文所说，汉代的铁戟有数种形制，但是和东周时期相比，形制已经相当统一，这之中卜字戟的形制更是长期存在并得到延续。这种“标准化”的提高，说明铁戟在两汉时代已经成为一种简单有效且被广泛使用的成熟兵器。

这一点在文献和其他考古发现中也多有反映。比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就有记载：“于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其奴皆亡，独与一骑归。”可见汉初名将灌夫，就是一名用戟的猛将。而《汉旧仪》中有云：“亭长习调五兵。五兵，言弩、戟、刀、剑、铠也。”亭长是汉代最低级的吏员，而戟与弩、刀、剑、铠并列，可见是常用的兵器。又《汉书·陈胜项藉传》中记载：“鉏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铩。”意思是说锄头之类的农具，敌不过“钩戟”和“长铩”这样真正的兵器，可见戟不仅常用，更是当时实战兵器的代表。

绘者：杨翌

图注：汉代突骑兵以长戟攻击匈奴骑射手图，参考汉代画像砖上的图像绘制

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一批汉代竹简，其中就记载有“人擥马戟”等字样。而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葬出土的一套铜车马俑中，骑吏俑就手执斧、矛和卜字戟等兵器，这里的卜字戟应该就是记载中的“马戟”。上面说到的汉初名将灌夫，可能就是这种马戟的使用者。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知道：铁戟，特别是卜字戟是汉代一种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兵器，也是一种上至武将下至士卒都广泛使用的实战兵器。这类戟的产生，究其原因是由于战场上的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披甲战士越来越多，甲胄质量越来越高。所以，铁戟的大规模使用就变得顺理成章。而正是因为戟的实战价值，人们又将它们制成仪仗兵器以及明器，用于各种礼仪场合，甚至带入墓葬之中，从而现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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